俞可平：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改革关键期（6）

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它用制度的形式将人类取得的文明成果固定下来，从制度上来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推进民主政治，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将要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风险，但惟有深化改革才能规避重大风险，唯有政治改革的突破，才能避免政治发展的突变。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掌着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中共又是一个拥有82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组织，囊括了广泛的社会精英，党自身的改革是中国所有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尤其如此。中共本身能否成功地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真正实现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具有压倒性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是成本最小而成效最大的政治发展途径。

三、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协调

记者：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强调个人权利，可以看作社会的一种进步吗？

俞可平：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维持稳定、推进民主、实行法治、倡导公正，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努力达到的价值目标。但所有这些价值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只有与现实的人相结合，这些价值才变得有意义。国家的价值目标最终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人民群众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体。但是，在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人民”或“群众”不仅都是集体的概念，而且还是政治的概念。“人民群众”可以指任何个人，但任何个人都不能等同“人民群众”。哪些人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在具体的个人与集体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深刻地体现着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辩证法。没有共同体的公共利益，集体成员的个人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反之，如果共同体多数成员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集体利益则必定是一种虚假的公共利益。

强调集体利益而淡化个人权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相应地，重集体而轻个人，在中国一直被当作一种美德。为了集体利益，不仅可以牺牲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且即使违法犯罪，也会得到人们道德上的宽恕。这种政治伦理观有许多积极因素，它肯定国家、家庭、企业、单位的作用，推崇无私奉献的美德，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防止极端的利己主义。但它也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它容易剥夺个人合法的正当权利，遏制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当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时，掌权者会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谋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大规模地严重侵犯广大公民的个人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个人合法的权利日益得到更多制度性的保障，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明晰。例如，“人权”正式进入宪法，保护人权成为国家的重要责任；公民概念日益受到重视，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成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记者：但是当个人权利遭遇公共利益之时，也会产生相当普遍而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存在着很多争论。怎样看待这些争论？

俞可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为保障个人权利奠定了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然而，任何事情都充满着矛盾。个人权利的张扬往往又容易轻视公共利益，淡化国家、家庭、社区、单位等集体意识。如何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协调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正当关系，维护两者之间合适的张力，又成为一个新的紧迫议题。不少争论也因此而产生：在国家的责任清单上，是集体的公共利益优先，还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优先？是集体至上，还是个体至上？是继续强调群众观念，还是应当更加突出公民意识？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在中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各不相同的主张，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潮。

记者：怎样理解十八大报告所表述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

俞可平：中共十八大报告努力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一方面，它继续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突出群众观点，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倡导公民的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自由、平等和权利，欲“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无论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这就要求政府和公民应当更加突出“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树立一种新集体主义利益观，在最大限度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增进集体的公共利益。

记者：个人权利的维护离不开广大公民的有序参与。特别是在公民社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不断扩大的公民参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俞可平：首先，公民参与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力不加制约就会被滥用，而权力一旦被滥用，既可能导致官员本身的腐败，也可能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制约权力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素。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一方面需要权力体系自身内部的相互制衡，如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另一方面，也需要权力体系之外的制约，即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制约。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对公共权力有效制约的基本条件。如果公众对政治漠不关心，不参加选举、讨论、听证、申诉、请愿等，公共权力就有失控的危险。

其次，公民参与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公民参与的直接后果通常就是影响公共决策和公共生活，迫使决策者倾听公民的意见，并且按照公民的意见来制定有关政策，从而使相关的政策变得更加符合公民的利益。公民对决策过程的参与，还可以及时发现政策的失误和偏差，及时纠正决策失误，从而使决策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公民参与是提高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质量，保护和增进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

再次，公民参与本身就是公民的价值和美德。公众的参与通常都有着明确的目标，例如，影响政府决策，制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益等。但是，即使公众在政治参与或社会参与中没有达到预定的这些目标，也不能说这些参与是没有意义的。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参与可以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可以培养公民的公共合作精神，可以增进公众的政治认同，可以使公民学会适应公共生活，提高参与的技巧，积累参与的经验，发展参与的能力。因此，公民的参与既是一种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政治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