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改革关键期

十八大再次重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共识。如何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并热烈讨论的焦点话题。本刊就当前中国的全面改革和深化发展形势的有关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

一、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同步

记者：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领域也逐步暴露出若干深层次的问题，如公平正义的缺失，怎么认识和看待这些问题？

俞可平：邓小平开辟的改革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指日可待。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也为自己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代价有两个。一是由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中国已经超过0.47，成为基尼系数偏高的国家之一。二是由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恶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显而易见，这两个代价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生态平衡和良好环境，就没有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已较为突出，如何理解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战略考虑？

俞可平：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便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许多争议开始产生：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发展是否还应该继续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发展到底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与公平相比是不是处于优先的地位？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一些极端的观点也由此产生，少数人甚至开始怀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合法性。

党中央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十八大政治报告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一是在理论上，正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科学发展观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但它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实践上更加突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它强调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不难发现，十八大为未来中国设定了一条理想的道路：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又要维护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两者都不可或缺。但在现实中，两者经常会形成一种张力，决策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节两者之间的张力，使之保持合适的平衡。过去30多年中我们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天平倒向了经济发展。在接下去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市场经济产生效率，但不会自发导致公平。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依靠国家的制度性调节。

记者：从现实角度看，社会不公平特别是由收入分配格局引起的种种矛盾冲突，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如何评价我们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

俞可平：我自己内心是清楚的，如果要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社会的不公正必是其中之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有其历史阶段性。改革初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要打破 “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将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屡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具体的对策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