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改革关键期（4）

二、民主政治建设与维护社会稳定并重

记者：社会稳定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把握和处理好社会稳定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

俞可平：社会稳定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它是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如此深刻而重大的历史性转型，仍能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治理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稳定压倒一切”原则。稳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又催生了人们对自由、公平、尊严、参与的新需求。要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遏制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法治。否则，经济发展和繁荣不但不会带来公民对政府的更大满意，反而会减少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政治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推进民主和法治：扩大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让人民享有更多的权力和权利；让法律成为最高的权威，依法对官员的权力和特权进行限制。这是对社会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竭力抵制，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失控。这样，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之间便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民主化过程最大的威胁是社会的不稳定，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所有改革必须维持社会安定，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稳定压倒一切’有其合理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压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现代的政治稳定则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以公民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行为的不满为例，我们可以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通过各种手段禁止公民表达其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用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现存的政治平衡。另一种是让公民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其不满，然后根据公民的不满和政治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官民关系，用新的政治平衡去替代旧的平衡。前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静态稳定，后一种方式便是现代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它绝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无序状态，而是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真正达到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记者：作为一种探索性思路和方式，“增量民主”在实现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民主发展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俞可平：“增量民主”就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权益。所谓“增量”，是相对于“存量”来说的。民主中的“存量”是指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因此，“增量”就是新增的政治权益。根据增量民主的思路，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在不损害公民已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政治利益。通过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使得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治改革的好处。简而言之，增量民主期望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改革，达到政治生活中的“帕累托最优”，即最大限度地增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

中国的“增量民主”就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以现实的政治手段达到理想之政治目标的一种政治选择，其重点在于确保民主进程中的“帕累托最优”，其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持续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最终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主发展已积累了可观的存量，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基本民主制度的确立，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二是民主政治的进展，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基层选举、居民自治、依法治国、权力监督、政府决策、政务公开、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第三是以自由、平等、公正、人权、法治等为核心理念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记者：也有观点认为：现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只针对“增量改革”对象，而不触及既得利益群体，如果回避“存量改革”对象，不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就难以取得改革的突破。“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之间是否界限分明？

俞可平：我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存量改革”。其一，就整个社会整体的改革战略而言，我们还应当将增量改革作为重点。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从整个国家来说，压倒一切的还是通过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物质基础。我们总是说，我们现在是世界老二，但那只是就经济总量而言的。一人均下来，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十八大继续把经济发展当作最根本的任务，是有战略远见的。其二，在政治领域进行增量改革，并不意味着不触及经济领域中的利益存量，相反，这必然要触及经济领域的存量。也正因为我们在经济领域积累了可观的存量，才使得政治领域的增量改革成为可能。其三，我再三重申，增量改革只是不要突变，那个代价太大，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社会政治的突变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增量改革必须要有突破，突破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存量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

记者：“增量改革”与过去学界提出的“渐进变革”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较容易混淆，如何区分两者的差异？

俞可平：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渐进民主”是一个时间性和过程性的概念，而“增量民主”是一个空间性和后果性的概念。具体而言，“渐进民主”是指在时间上逐渐推进，在层次上逐渐递延，在实现方式上反对任何激进式的改革。“增量民主”着眼于民主的后果，它强调社会政治利益总量的增加。

从程序上来说，“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但在推动民主进程的方式、方向、层次等方面缺乏明确的程序性策略。因此，从哪里入手，向哪里推进，在“渐进民主”中并无内在的规定。“增量民主”则明确地提出了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重点步骤，以及推进中国民主治理的合理路径。它主张优先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和高层民主。党内民主意味着民主从权力核心向外延的扩展；基层民主意味着民主从下层向高层的演进。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既要适时进行突破性的政治改革，又要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有序，从而增大公民的权益。

从方式上来说，“增量民主”强调“点”和“面”的同时突破，强调“以点带面”的制度创新，试图通过政府创新所新增的政治利益，来确保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最优”。而渐进改革则主要关注“点”的改革，很少涉及“面”的突破。因此，“增量民主”除了强调“以点带面”的试点改革外，还特别强调地方的政治改革，竭力倡导扩大地方改革的空间，增大地方的改革自主性，呼吁中央政府要善于将地方的先进改革实践上升为国家的正式制度，从而及时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