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贤：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

（原题：坚持不懈探索环境保护新路）

记者：人类发展史既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探索历程。

周生贤：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类出现以后，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从全球视野看，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主要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宝贵的觉醒、奋起的飞跃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沉痛的代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传统工业化在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排放各种污染物，人类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从20世纪到30年代开始，英、美、日等国家相继发生了八大公害事件。

第二阶段，宝贵的觉醒。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人类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弊端的反思，唤醒了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环境觉醒历史进程中，出现过著名的三本书。第一本书是《寂静的春天》，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第二本书是《增长的极限》，其代表性语言是，“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第三本书是《只是一个地球》，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进行环境保护，人类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

第三阶段，奋起的飞跃。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和宝贵的觉醒之后，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不断进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四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开始共同研究解决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确立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共同看法和原则。

第二次飞跃是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

第三次飞跃是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

第四次飞跃是 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一成果文件。

记者：在世界环境保护历程中，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方面有哪些典型案例？

周生贤：环境与经济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

纵观世界环境保护历史，发达国家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调整和转变，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以德国为代表。二战后，德国经济发展优先，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从 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调整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法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严重的环境污染得到治理。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环境质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变清了，空气污染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