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雨露 “大金融”：探寻整体性的经济学方法论（2）

“大金融”的现实意义

日报：对于美国而言，改变“泡沫化金融”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需要回归到“大金融”命题。你对“大金融”理论命题的全球意义怎么看？

陈雨露：“大金融”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全球性命题，不仅适用于解释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发展趋势（包括经验教训），同时也适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构的背景下，立足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深入研究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策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制定正确的、有利于确立竞争优势的金融体系框架。有鉴于此，我们在“大金融”命题的理论总纲之下，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并对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一研究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日报：在此次经济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政府鲜明地提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原则，应该说这非常符合“大金融”命题。从中国构建“大金融”框架的角度出发，你认为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还需要推动哪些改革，最终完成“大金融”战略的构建？

陈雨露：立足于“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总体分析框架，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应从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开放发展、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预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战略设计。

在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方面，应根据中国的“国家禀赋”特征，着力构建银行与金融市场动态均衡的金融体系结构，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来看，应根据金融发展立足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围绕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全面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从金融开放策略来看，应通过合理的“开放保护”和适度的国家控制确保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稳定，并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全面奠定中国经济崛起的货币金融基础；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应建立完善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体系，并通过各种政策之间的合理协调和有效搭配，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在金融稳定监测和危机预警机制方面，应通过构建中国的“金融失衡指数”，及时发现各种潜在的失衡，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准确的信息基础。

通过这样一揽子全面的金融改革，既实现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和高效发展，同时又深化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从而可以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全面坚实的金融基础。

从“大金融”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日报：在《大金融论纲》的导论部分，你提到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缺陷，美元不受约束的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加剧了金融失衡，这也是推动全球金融发展脱离“大金融”思想的重要本源。从“大金融”命题出发，你怎么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以及这其中中国的角色？

陈雨露：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基本统一，才能实现稳定持续的平衡。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全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了。随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赖以形成及运转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新兴力量将对传统的经济势力发出挑战，而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虽然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对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注定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潜在资产损失，也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为了继续获取储备货币发现的巨大利益，美国并不会主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而在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会产生外溢效应，使美国在刺激国内经济的同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摊其危机成本，从而最大程度地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获益。

在金融回归实体经济这个问题上，在经历了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撑”这一命题再次成为共识。事实上，最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制造业发展中出现的“再工业化”动向，就是回归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因此，金融去杠杆化和重新回归实体经济是危机后全球范围内一个总的、普遍的趋势。

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的“大金融”战略就是要充分利用受危机影响较小、金融体系比较稳定、实体经济依然具备优势的有利条件，通过构筑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和占据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全面重塑“新金融”和“新经济”双轮驱动的国家创新发展模式。

日报：目前包括G20等全球治理架构，核心目标即是推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也正在积极申请成为候任的G20主席国。“大金融”命题和全球层面的“大金融”架构，是否应是中国主动提出的一个议案？

陈雨露：G20是一个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话的非正式论坛，但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联盟”，既有美、欧传统大国，又有后起之秀的“金砖国家”，还囊括了一些亚非国家。据统计，G20成员占据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90%、世界贸易的80%以及世界人口的2/3，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G20携手重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

在当前的全球化格局中，G20地位的凸显是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法独力为经济危机纾困为背景的。全球经济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持续疲软，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增量份额。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在G20的全球治理框架下，中国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并保持主动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危机后世界各国正逐步向金融本位回归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占据有利时机，率先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大金融”战略框架，全面提升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能力和质量。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应积极以大金融命题,提出全球层面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系统主张，包括：（1）推动G20成为最高级别大金融对话的正式论坛；（2）推动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全球金融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防止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迅速再杠杆化,避免泡沫式金融危机反复发生；（3）实施全口径监管，将场外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全部纳入监管视野，以此为基础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4）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独大向多元制衡演化，逐步实现国际货币格局与经济格局的对称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通道；（5）关注非G20国家的利益，团结一切力量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大金融体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