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军：局内人对局外人的剥削（2）

对于“局内人”对游戏规则的决定和把持，我们早已司空见惯。比如说，对于农村制度和“三农”政策来说，从解放后到今天，有多少农民参与了这些制度，尤其是“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种农村制度、一种城市制度）的制定？有多少农民是自己利益、偏好的代表？他们的话语权有多少？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农民与城市人进行对等、公平博弈后生成的，还是仅仅由城市人所决定的？比如说，解决住房问题，政策是由公务员制定的，而大部分政府公务员都是有房子的人，他们哪能对房奴、蚁族的苦衷感同身受？比如说，在燃油税改革、车船税改革、公路收费、成品油价等问题上，官方与民间形成了强烈的意见对立，民间不断呼吁给汽车“减负”，官方则一再坚称要通过增加税费来促进节能减排、引导合理消费。然而，大众最终还是“局外人”，最终的赢家是官方这一个“局内人”！比如说，中国股市制度，有多少股民被深套？他们是何等地期待建立一个能公平、透明竞争，能有效遏制内幕交易，能严控上司公司作假，能减少新股炒作，能有效保护中小股民并给予他们合理回报的股市制度。可是，他们有话语权吗？在股市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他们能把他们的偏好和意志写进股市制度和政策里吗？很不幸，时到今日，他们还是“局外人”，即便他们人数众多！比如说，在中国的教育制度里，大学有自己的决策权吗？能决定自己招多少学生，开设什么课程，设置什么硕博士点吗？大学老师能决定自己的学术研究、发表自由和授课风格吗？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深感自己其实是“局外人”，真正的“局内人”是教育部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比如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是由少数部门制定的？还是经过全国人民激烈论争，或由真正代表全国各阶层、各群体的人大代表们通过势均力敌的论争、在议会多次讨价还价后制定的？明眼人可能都知道，在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中，多数人也不过是“局外人”而已，真正的“局内人”还是那些握有大权的少数人和既得利益者……

二是“局内人”对进入机会的把持。“局内人”不仅拥有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而且还会利用其权力来把持各种进入机会。比如说，在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选举中，多数代表是作为“局内人”的官员，而普通民众只能作为“局外人”。比如说，在招聘时，作为“局内人”的央企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就可以在招聘中进行暗箱操作，使自己的子女亲属拥有更大的进入这些部门的机会。在近期，一项对2147人进行的关于“你觉得央企招聘透明度怎么样”的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央企招聘“很不透明”，18.4%的受访者认为“不太透明”，10.7%的受访者认为“一般”。45.2%的受访者认为，身边不符合招聘要求进入央企的员工“非常多”（据《中国青年报》）。比如说，在提拔时，能得到提拔的往往多是“局内人”的亲属、亲信或亲近的人；而如果你身为“局外人”，则不管你能力多强、做事多认真负责、为人多刚正廉洁，提拔这样的好事情，能落到你头上的概率可能还不如一个陨石落到你头上的概率高。因此，在中国，就流行“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做得好不如生得好”等说法。比如说，在就学上，作为“局内人”的城市居民把持了进入重点中学和优质小学的大门，而农民工子女则成了“局外人”，不仅不可能进入重点中学和优质小学，就连进入一般的城市小学、初中都很困难；作为“局内人”的北京人能以比其他省份低得多的分数，进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比如说，在市场进入上，国有企业天然就拥有进入石化、电信、银行、邮政、航空等领域的资格，而民营企业则很难享受到同等的进入权和经营权。比如说，在信贷资金的获取上，作为“局内人”的国有企业则拥有比民营企业高得多的信贷授额和高得多的信贷获得机会。比如说，在土地交易中，政府和少数人成了决定土地转让、使用和收益分配的“局内人”，而广大农民和普通公众却成了“局外人”……

三是“局内人”对利益分配的独占。在好的游戏规则和公平的进入机会下，利益会得到有效稀释，被最多数人所共享；而当游戏规则和进入机会由少数人所把持时，就会出现利益被少数人所独占、多数人所得甚少的格局。在中国，正是由于“局内人”对制度、政策和进入机会的掌控，所以，利益也就向着“局内人”流动，成为他们饕餮的盛宴。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以下景象：（1）中国每年高达好几万亿的灰色收入，大部分流向了掌控着权力、作为“内部人”的官员和国企领导；（2）占总职工8%的垄断国企员工却占有着全国工资性收入的55%；（3）中国的劳动性收入占比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连年下降，到目前不足40%，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大多数中小股民成为输家，而监管机构、券商和上市公司却暴富；（5）在医疗领域，据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6）各垄断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隐性福利远高于其他部门……

“局内人”对“局外人”的剥夺对一个国家走向公平、和谐、幸福和繁荣来说，具有多种负面效应：一是导致社会不公平，难以形成公平、透明和有序的游戏规则，从而导致潜规则盛行，显规则缺位；二是由于不能反映大多数“局外人”的利益，使得制度和政策得不到多数“局外人”的拥护，导致制度和政策的执行成本太高；三是使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机会之门外，导致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下降，丧失对未来信心和加剧对社会的怨恨；四是使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并进而引发经济结构失衡；五是加剧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间的冲突，使社会治理成本居高不下……

正如前面所言，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局内人-局外人”现象，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的失衡。如果“局外人”能被包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中，拥有足够大的、能对“局内人”进行有效制衡的权力，那么，中国式“局内人-局外人”理论产生的土壤就会大大地被削减。那时，中国才会真正成为一个让大多数民众感觉到自由、平等、幸福、富强、和谐之国。

　　唐志军，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