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思想上体制上解决官本位问题

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现象，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绊脚石。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官与民的关系问题，并在处理这一关系中形成比较稳定的思想观念，官本位就是其中的一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思想观念。在实际生活中，所谓“官”，就是指掌权者。所谓“本”，就是指本源、根本、本质。所谓“位”，就是指地位。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官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是一切活动的依据。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上，官为主，民为仆，官为尊，民为卑，一切话只有当官的说了才是真理，一切事只有当官的做了才是合理，把官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准，把做官作为人生活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由于官与权是统一的，有官才有权，因而官本位实质上就是权本位，表现为一种对权力的向往、追求乃至崇拜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文化。正是受官本位这一陈腐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些人一门心思当官。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现象。

官本位之于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历史沉疴，官本位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是当官权力太大、做官诱惑太多、升官情结太重等。纵观中国历史，封建社会很早就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官位、官权、官员“三位一体”的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与通过创造活动来寻求财富积累的机会相比，政治权力能够更容易地获取财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最好的写照。中国“升官发财”和“争权夺利”的成语，反映了权力和财富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高官厚禄”的社会导向作用下，士人寒窗苦读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什么都有了，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种传统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毒化作用不言而喻，它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心理的扭曲，形成追求等级特权的心理定势。“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当官？其所以要当官，就是因为要发财，当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路径。有的贪官也直言不讳地说：“当官不为财，请我也不来。”有官职就有特权，官职越大特权越多，二者如影随形，绵延几千年而不竭，足以说明肃清封建遗风、推进民主政治的迫切与艰难。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受官本位的影响，一些人的心目中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了，而是职位、级别、规格和待遇，因为这些东西与房子、车子、票子等紧密相联。因此，官本位的核心就是诱导人们去追求更高级别的特殊待遇。官本位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变成了从属地位，人民公仆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这是诱发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直接原因。在领导体制内部，官本位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来衡量人们的地位，官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等级，平等的同志关系变成了等级关系。在一些单位，处于等级结构顶端的人便掌握着不受制约的权力，谁掌握这种权力谁就是一家之长，谁就可以把个人权力凌驾于集体权力之上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这种家长制必然导致一言堂，使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得不到应有发挥；必然导致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决策失误，使各种滥用权力的现象得不到及时惩治；必然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局面，使家族腐败成为常态。正因为如此，一些干部拥权自重，无视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大肆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几近到了疯狂的程度。由此可见，官本位严重妨碍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健康发展，抑制了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鉴此，要推进民主政治，强化制约监督，消除官僚特权，遏制权力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必须从思想上体制上解决官本位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严治吏的力度不断加大，对干部的管理与约束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周密，在工作和生活的诸多领域都给干部戴上了紧箍咒，使不少人感慨“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与“民不聊生”不是一个概念。干部有固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正当的福利待遇，因此，“官不聊生”并不是指生活状况，而是在正风肃纪之下，一些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权谋私、享受特权，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了，群众期望更高、从政标准更严、肩上担子更重了，乃至不能坐好车、不能喝好酒、连办公室也要挤一挤了，一言一行都得接受组织、群众和媒体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