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该何去何从？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市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被称作城中村，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城中村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城中村被视为城市化绊脚石，一座座城中村被推平，重塑成现代城市的组成部分，这是城中村唯一的宿命吗？

 “有根的城市”

 朱晓阳

过去30来年中国城市化过程有两种对立的模式。一种可称为“有根城市化”；另一种则是“无根城市化”。将“城市化”模式以二项对立区分，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增强社会科学解释的穿透力。

关于“有根城市化”可以举城乡结合部为例。这些地方是由城郊农民在其村庄基础上建成的城市街区。这种城市被称为“城中村”。这是自发的、由下而上的农民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具有栖居性和包容性特征。就“栖居性”而言，农民的城市，即城中村是在原有的村庄格局中自然形成，其仍然保存着村庄的肌理。村庄原有的场所，如庙宇、打谷场、客堂和水井等仍扮演着原有的功能性角色，当然也有新的功能叠加在原来的场所上。例如打谷场变成社区内的广场或市场。就“包容性”而言，现代化建筑往往直接建造在原有的宅基地上，形成新旧共存的一种紧凑型城市社区。或者村民会利用国家特定时期的政策，如新农村建设，在村庄旁边建设一座全新的新村。新村与老村比邻而居。这种城市社区内，居民往往包括原居民和外地来的打工者，具有丰富的街道生活和混合居住特征。在这种地方，原有的社区纽带和社区生活空间在包容了城市生活元素后得以保留。这些地方也被标签为“脏乱差”之地，并被认为不拆除，“城市”的先进性便不能突显。实际上只要通过下水道、道路和防火等设施改善和对不安全建筑进行改善后，它们都能变成最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区。

“无根城市”则是由地方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征地拆迁和土地招拍挂，由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建成的城市新区。目前媒体上经常曝光的“鬼城”就是这种无根城市。实际上这些新城市连“鬼”都没有。有“鬼”的地方是有人文之根的场所。一座“留守”故乡的园子被主人弃置不用，虽然长满荒草，立着祖上的老屋，这种地方是有鬼的，或有根的地方。新城市与此相比，连鬼都被排除了，因此这种城市化具有“筑造”和“排除”特征。“筑造”和“排除”是同一件事的两面，“筑造”总是从假想的“白地”开始，“白地”上已经存在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建筑或场所根本不被“看见”。城市化蔑视被规划的空间内已经存在的建筑或场所，其规划的起点是大尺度的所谓“熟地”。那些被规划进“红线”的地区被视为“生地”。

很多地方城市化的路径或者是征占城市郊区的大片农地，或者将城中村完全拆平。在这些被整理成“熟地”的土地上，由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建成门禁小区、商务区或工业开发区等。这种新城市基本是按照上个世纪流行于西方的“光明城市”或“郊区城市”的模式建设。它们占用很多土地，具有蔓延和低密度特征。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街道生活，建成的门禁小区不具有社区性，甚至不规划区内菜市场；分散化的业主与物业之间不合作的情况随处都是。这些都是城市“无根性”的表现。

在很多地方，城市化的一个趋势是有根的城市化被消灭。城中村改造就是一例。最近几年各地政府热衷的历史文化古城复建是另一例。当下许多人热炒的“城镇化”也很可能变成毁掉有根城市，建无根之城的运动。 

为什么这样说？“无根城市”其实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之根。它是西方城市规划史上“光明城市”的重现，与“实现现代化”意识形态相互契合。而在当下中国，很多地方领导希望能够通过“无根城市”模式一揽子解决许多问题。例如，通过大规模征地拆迁和土地转让，地方政府能够获得巨额收入。建“无根城市”能够使地方的GDP迅速推高，能使政绩突显。无根城市建设能高效和“正当地”重新分配土地等资源。无根城市或“光明城市”的规划都有强烈的纪念碑效应。它能满足地方领导人和开发商要“为未来一百年中国城市打造空间”的不朽心结。

总而言之，要解决中国最近三十年城市化中的问题，关键不是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而是要建设和改善“有根的城市”，尽量少一些“无根城市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