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危机让西方重新审视“中国模式”

民主是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最大的软实力。虽然2008年制造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但令谁也想不到的是，2011年被认为民主最不可能生存的阿拉伯世界竟然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一个个长期终身执政的领导人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萨里赫或和平或暴力都被高举民主大旗的民众所推翻。

阿拉伯之春仿佛给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打了一针兴奋剂，一定程度缓解了经济危机对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冲击。然而，历史自有其规律，一个自身都运转不灵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另一片土壤完全不同的社会里生存——更不用说表现优异。果不其然，仅仅两年，温馨的阿拉伯之春演变成严酷的阿拉伯之冬：突尼斯在连串政治暗杀之后处于一触即发状态，利比亚则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解体的前夜。最令世人震惊的则是中东核心国家、一度视为“阿拉伯之春”样版的埃及竟然以军事政变，对平民血腥镇压以致处于内战的边缘。更刺激这个世界的消息是，就在推动阿拉伯之春并赢得第一次自由、公平、公正选举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被一个个关进监狱之时，被民众推翻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在法院取消对他的贪腐指控后即将出狱！（不知道当初为阿拉伯之春欢欣鼓舞、并竭力期盼这股“春风”来到中国的海内外自由派此时做何感想？假如他们的期盼真的成功，岂不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罪人？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阿拉伯之冬以比阿拉伯之春更猛烈的冲击波反袭西方的价值观，不由得令依然在危机中徘徊的西方更加艰难。也更令三十五年来表现卓有成效的中国模式对西方客观形成的威胁益加突出——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处于危机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度过难关，而中国却在这一点上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冷战后一直在否定中国模式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西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也将掀起更大一波攻击中国模式的恶浪。

简而言之，危机中的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更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在它们看来，就是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标准也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两次权力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十八大，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宽阔胸怀，带头完全离开，实现了外界所称的“祼退”，完善、确立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西方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批评，还指向中国独特的制度架构：为什么在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权（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决策机构中共的常委制。尽管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也同样是常委成员。

从今天的世界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确实独特。不过，制度独特非中国所独有。比如瑞士，虽然也被西方称为民主国家，但它却没有反对党，所有的党派都是执政党。每个党每年轮流担任国家领导人，重大事项均通过全民公投。

被称为独特的还有来自伊斯兰社会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纳西方的多党普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最高领袖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终生任职。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不过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唯一解决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者张力的制度模式。另一个被西方捧为榜样的土耳其，自二战后一而再的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天，两派的冲突仍然在街头持续。

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最为惊异的还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模仿”。

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