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崩溃论的一个假设就是中国一定会走向西方模式的民主化。而历史和今天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一过程将极具风险、代价高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民主国家，大都发生了内战、政变、混乱和动荡。唯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还是度过了高危的民主化阶段，而众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被阿拉伯之春席卷的中东各国则仍在民主化的泥潭中挣扎。
2011年，在加拿大芒克，举行了一场极为引人注目的辩论会：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正方有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哈佛经济师专家尼尔·弗格森，反方则是美国资深外交家基辛格、曾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和《时代》杂志撰稿人的法里德·扎卡利亚。反方最主要的理由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化。但“这些转型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而是充满着血腥与混乱”、“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而且国情非常复杂的国家，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这种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将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说西方这个质疑十分有力，而且总体上也符合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但这个质疑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看到任何理论都有例外。比如，美国由于没有传统重负，完全由移民组成，因此它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建立了民主制度。再比如，欧洲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世俗化，宗教的影响日益衰微。而在美国则恰恰相反。
如果以史为鉴，中国如果想避免民主悲剧，避免国家的停滞、全面动荡甚至解体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走自己的路，开创一条人类代价更小、进步更快、成效更大的模式。这实际上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今天的中国，正如美国知名的中国与亚洲事务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所提到的：“与公共舆论所描绘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巨大冲突不同，传闻报道和评论性研究显示，民众对于现行政治体制和改革进程的支持程度之高令人惊讶……与之想似的是，民主并不适合中国、最起码在当前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还不适合的观点广为接受。”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从理论上出发的海内外自由派学者外，自上而下的中国人都明白，如果选择西方这种模式的民主化之路，带给中国的只能是灾难，中华民国悲剧性一幕将重演。当然这一点，不仅西方的学者明白，西方政府也很明白，还有台独、藏独、疆独也都很明白，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势力都团结一致地要求中国民主化。
不过比较奇特的是，当中国开始高度正视国内外、现在和历史的教训时，西方的某些媒体却发生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最近，本人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埃及悲剧再次验证民主困境》一文提到：“在西方看来，中国走向民主化，即使不崩溃、国家不解体，也要发生长期和大规模的内乱和动荡。”不料，美国之音却有如下点评：“这里宋鲁郑是混淆概念。‘民主就要动荡，动荡就会更惨’这种观点，不是西方的观点，而是中国官方媒体推荐的写手王小石们的主要论点。”
事实上，混淆概念的恰是美国之音。它混淆了“民主”和“民主化”的区别。西方国家在建立民主之后是稳定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以后仍然不稳定），但民主化即每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却是极为动荡的。
此外，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现象，许多西方政治学学者都对此有过汗牛充栋般的研究。比如享誉世界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专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有十分全面的阐述。美国之音对此的否定显然不会是无知，其意只能是掩盖动荡的现实，以便继续向中国兜售这个“特洛伊木马”，从而达到“民主乱华”的目的（大家可能还没有忘记美国总统候选人、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竞选时的一席话：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用两条策略来扳倒中国，一条是网上的力量，一条中国周边的美国盟友给中国挑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媒体虽然并不客观、公正——特别是在报道国际事务时，而且也不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民主制度本身，但还极少像美国之音一样公然地混淆概念、无视事实。原因在于，美国之音是美国官方设立的喉舌，而且严禁国内百姓收听、收看。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就是“忽悠”外国人，所以它才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当然，一个严禁本国民众收听、收看的媒体，其职业道德和操守以及公信力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中国如此之多的自由派学者纷纷接受并无多少公信力的美国之音的采访，不惜辱没自己的形象和学术精神，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我们相信，当美国国务卿克里称赞埃及军事政变是“恢复民主之举”时，它绝不敢指责克里混淆概念，竟把非法的军事政变当成恢复民主的正义之举！
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一而再地郑重声明，中国绝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唯一的方向只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对三十多年成功经验的总结上，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这种道路已经基本成形。如果放到全球视野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对于今天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e）杂志专访时所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四十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础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四十年大幅减少。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竟然超出了所有极端乐观主义者的预测。法国资深外交官于贝尔·韦德里纳2006年在其专著《面对超级大国》（由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提出一个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和大胆的预测：“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结果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就超越德国，四年之后超过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中国才能到2020和2030年间超过德国和日本，那么提前10年到20年，又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那么超越“一切都进展顺利”的制度又是什么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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