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危机让西方重新审视“中国模式”（2）

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欧盟的这套制度设计。或许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最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个重大缺陷：一是由于血缘的局限，执政集团无法总是产生优秀的最高领导人。二是由于终身制，一旦出现不合格的领导人则无法及时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虽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由于最高领导集体的全国选拔和任期制，前两个问题已彻底解决。不过，有效监督方面，却一直被外界所质疑和批评。

应该说，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已有御史一职。战国时期，御史已有监察职能。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为“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主要负责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官员。唐代中央设御史台，下属台院、殿院、察院，专司监理。宋代除了设置御史台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还设有谏院，谏官和御史可“风闻弹奏”。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监察，称为“巡按御史”，又新设六科给事中对中央六部对口监督。清代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与御史合称“科道”，专司监察。

到了当代，除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天命观”、“绝对权力绝对责任”对执政党的约束和压力，也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

中共也先后出台《党内监督体系》、《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询问和质询等党内监督10项制度。中央和省级党委都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政府则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司法机关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

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由于冷战后中国成为唯一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从而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这种过度的“关照”，自然对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起到了相当有效的监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国的话，西方实际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国无需付出西方多党制的代价和避免其弊端，却可享有监督之利。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网民数量5.64亿，手机网民突破4亿，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适应时代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如今全国已有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2005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新华社在2009年也通过新华网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网络举报方式。为了鼓励网上举报，一些地方出台了奖励措施。如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对网上实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公民，经查实结案后，最高将可获得10万元的奖励。

网络反腐这种新形式一经推出，立即展现奇效。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占多数。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

网络时代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比如近年网络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价烟”官员、雷政富“艳照视频”，2013年网络反腐更将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铁男拉下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也推动着制度的完善。

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另一个他国没有的独特因素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尚未统一的台湾存在。由于两岸三地的制度不同，这本身就存在着无形的制度竞争。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将对台湾未来的命运、两岸是否能够建立互信和顺利整合起着关键作用。维护国家统一、重建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不仅对中国执政党是巨大的压力和监督力量，也是不断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动力。

对于中国的未来，西方即有崩溃论，也有威胁论。威胁论是建立在承认中国现行制度模式能够成功的前提之下的，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稍多说一句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对外传统就是：“王者不治夷狄”，未来的挑战恐怕将是重新崛起后的中国所不得不面对的全球化。因为中国必须要改变传统，不得不介入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