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公开的光芒照亮了进步时代,也令改革者欢欣鼓舞。在市政改革者看来,公开精确的财政报告可谓一举多得:①会计公开可以使公众知晓他们的政治代表的决策。②它提供了制约公共服务企业的手段(城市公民权的保障),其对城市事务的影响看似日益增长。③它促进金融稳定,加强城市信用。④它提供了城市比较的基础,使得每座城市都可向其他城市学习。⑤通过征收州政府税收等功能,加强州的中央行政管理控制,强化州对城市活动的监督。
也就是说,财政公开的努力不仅加强了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平衡了民众与公共服务业的力量对比,也有利于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学习,有利于州对城市的监督。最重要的是,这种阳光下的政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暗箱操作。
听证会制度也非常有效。在城市反腐的过程中,很多腐败的线索都是在听证会暴露出来的,许多潜在的腐败,也正是被听证会“扼杀在摇篮之中”。一般来说,听证会所能反映出的反腐根源有:将合同分配给亲友、熟人或利益相关方,招标书作假,伪造用于材料报销的凭证,冒领薪水,偷工减料等等。这其实是通过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将原本属于市长或极少部分人的权力公开化了。并且,这种听证会并不是一次性的,如果工程通过,此后还会不断有听证会举行,如汇报工程进展,就工程方案的重要修改做出说明,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程进度中的腐败,也有效地保障了工程质量和公共安全。
纽约市在进步时代的预算公开尤其值得一提。为了搞好预算公开,从1910年开始,纽约市每年都要举行多次预算听证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市民参加,尽管有些缺陷,比如参加的老人较多,说话也比较唠叨,但纽约市政研究局还是努力地将其发展成为“纳税人一段严肃的、有益的和启蒙的经历”。
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监督的眼睛越来越多,暗箱操作少了,公共关系的努力多了,政府官员对民众的态度越发诚恳起来,也更加重视与民众的交流。在那以后,很多政府都有了自己的公共关系办公室,重点进行政府形象设计和民意疏通工作。社会也因此变得更加和谐起来,由于民众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重视和采纳,不仅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化了,而且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在上升,久而久之,城市政府也便多了几许公信力和话语权。
与听证会相映成辉的,是预算展览。1908年10月5日,纽约市举办了美国历史上首个预算展览,为时将近一个月的展览描绘了纽约市新的政治蓝图,也让市民更深入地了解到城市预算的方方面面,有7万人参观了展览,超过100万人从报纸了解到情况,激发了更多的人反对政府中的浪费和腐败。此后几年的展览无论规模还是范围都不断刷新记录,1910年的展览吸引了80多万人参观,并吸引了全国范围的注意力。此后,全国城市都纷纷以纽约为榜样,举办各自的预算展览,预算公开也逐渐在全美推开。
预算展览不仅达到了控制政府浪费的目的,也促进形成了普遍的市民认同。出乎很多担心预算展览及预算公开会影响市政发展的人意料的是,由于市民对市政发展前景及细节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预算宣传促进了市政扩张,同时也减少了诸多实施过程中的阻碍。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从根本上说,这种以预算公开为代表的财政公开,催生了新型城市领导人的出现。与以往习惯于暗箱操作的领导者不同,阳光施政下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严以律己的精神,并且要善于说服民众和各界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不仅有利于施政的科学性,而且起到了反腐败的作用。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市长由热心公益事业以及具有管理经验的精英出任,美国的城市面貌由此得以根本改变。
三、稀释审批权,防止“一支笔腐败”
在多数情况下,腐败都与自由裁量权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腐败,一是工程预算和招投标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二是用人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将政府资产转移给个人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权,或多或少体现在地方及内阁部委领导人的“一支笔”上,权力高度集中,很难不滋生腐败。
工程腐败曾经将很多地方领导拉下水,而事实证明,市政建设审批权归议会所有,是遏制工程腐败的好办法。尽管承包商贿赂政府主管领导后,也可以考虑贿赂议员,但问题是,这不仅导致“成本”倍增,而且还有被举报和“泄密”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收买一个人时,他可能守口如瓶,但要收买几十、上百人时,就不能排除有人因为不满行贿金额、出于政治目的或者恰恰本身就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东窗事发。
人非圣贤,难保一支笔下没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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