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企业按股份出售给地主,进而创造一个新的工厂主阶层。
——分红制:给予私有企业员工本企业净利润20%的股份,并保障奖金发放。
——妇女选举权:给予妇女选举权。这项措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女性,受到伊斯兰教职人员严厉批评。但这项改革措施却作为白色革命为数不多的遗产被保留了下来。
——开展扫盲运动:成立识字军团,规定有高中文凭并需要服义务兵役的人员,可以选择在山村从事扫盲以代替兵役。
——推进国民卫生健康运动:成立健康军团,在3年中,成立约4500个医疗小组,支援山区和农村地区的卫生工作。
——推广现代农牧技术:成立复兴与建设军团教授现代耕作方式和畜牧技术。从1964年到1970年伊朗农业产值上提高了67%。
——发展水利,保护水资源:白色革命时期伊朗广兴水利,建筑大批水坝等水利设施。伊朗农田灌溉面积从1968年的200万英亩增长到1977年的560万英亩。
——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成立民间公平议事厅,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仲裁组织调解民间矛盾。到1977年在伊朗全境分布着一万多个公平议事厅,为超过1000万民众服务。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义务教育覆盖从幼儿园至14岁的所有儿童青少年。1978年,有25%的伊朗人在公共学校登记就读。
——建立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为所有伊朗人提供社会保障,实行退休制度全民覆盖。
依今天中国的观点看来,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真可谓: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它将东西方现代制度中的各种有益的制度与政策都吸收和应用于伊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为期不到20年的白色革命,在推动伊朗工业化、城市化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我们在伊朗调研的途中,从首都德黑兰到中部重要城市伊斯法罕,依然可以感受到白色革命期间伊朗建设和发展的成就。
但是,这样一场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却搞得天怨人怒,激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最终引发了另外一场革命——伊斯兰革命。
白色革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社会意义上则完全失败了。白色革命最终引发伊斯兰革命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很多,但从今天看,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第一,社会改革未能建立起支持其生存的新的社会结构。
任何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政治法律体制都需要有相应社会结构作为支撑,抑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权力需要有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支持。白色革命源于社会最上层的统治集团,而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却没有建立和培育起支持改革的新社会阶层,同时又深深地伤害了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
白色革命最为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以及带来的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打碎与重建是普遍存在于亚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措施,是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成功的基础性因素。但这一关键举措却在伊朗完全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白色革命匆忙的、武断的土地改革,把土地转到佃农手中,但并未立竿见影地带来农业生产进步,相反干旱地区传统农业的命脉——坎儿井,因地主集团的退出而遭到了损坏,导致了部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衰落,进而土地又很快从佃农那里流失到高利贷者和生产出口经济作物的跨国公司手中。白色革命的土地改革计划被批评使“地主和农工都失去了工作”。过分仿效他国的改革计划没有充分考虑到伊朗自身独特地理、气候条件,也忽视了伊朗农业中传统的佃农与地主之间家族式的工作契约关系。传统的生产关系被斩断,新的生产关系并未发育起来。土改的失败使白色革命以及巴列维政权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因改革而发育起来的新的社会基础的支持。
第二,经济与民生的脱节导致社会对立。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实际上还没有民生的概念。那时候,经济发展就是民生,社会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优先,经济发展了生活自然改善,人们为经济发展甚至不大在乎其他方面的牺牲,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满怀希望。改革和发展30年后,民生问题凸显了,人们更加关注民生问题,这其中至少包含着两个意味:一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否转化为社会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否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所分享。当年伊朗在白色革命进程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白色革命给伊朗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应当说白色革命开启了伊朗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从1968─1978年伊朗经济以均16%—17%年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1973年伊朗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伊朗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轻重工业体系,并进一步开始发展原子能、电子工业。快速工业化带来大规模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白色革命前的1960年伊朗城市化率为30%,到伊斯兰革命前的1978年伊朗城市化率已达52%。从这个重要指标看,伊朗已经是一个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
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却是急剧的社会分化。工业化带来的财富积累,特别是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收入,在伊朗迅速制造了一个暴富阶层,当年人们曾经用“从荷兰买鲜花,法国买矿泉水,东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来形容伊朗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普通工人、农民的贫困生活。特别是1975年之后,由于过度投资导致城市土地价格飞涨,国际方面经济波动致使石油价格下降,导致了伊朗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城市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冲击。伊朗是一个伊斯兰社会,传统的伊斯兰平等精神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的社会分化严重地冲击了伊朗社会内部各阶层关系,损害了维系社会团结的道德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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