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节点与政治转型

主讲嘉宾：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徐勇

时间：8月24日　地点：中山图书馆

在产生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的当下中国，也存在着普遍性的“中国焦虑”。

200多年前的欧洲存在类似现象。法国大革命后，欧洲陷入“贵族不可能，民主无希望”的焦虑状态。回归传统的贵族社会不可能，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又无希望。整个欧洲思想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也处于迷惘之中。这种迷惘来自于中国式焦虑，思想界的分歧尖锐，几乎任何重大问题都有分歧，甚至激烈的对立，政治共识难以达成。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刻背景是现代化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并要求政治发展转型。

一、现代化的第一节点与动员型政治

关键节点是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正处于不同社会阶段变迁的交替时间，在这一时间窗口，各种不同质的社会要素同时存在，政治发展既取决于不同社会要素及力量的构成，也取决于政治行动者所作的主观选择。　

方法：理解历史变迁的三个基本命题：第一，起点决定路径；第二，原型规制转型；第三，以社会变迁理解政治发展。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是断裂性的，而是历史的更替过程。现代化进程、特点及政治类型在相当程度取决于前现代社会，即农业社会的特性及因子，特别是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问题。

早期现代化的国家属于内生型，即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就在其社会内部蕴育着现代社会的因素。持续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圈地运动”，不仅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了传统农民的消失。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圈地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摧毁了体现在传统村庄中的整个农村社会的结构。”英国“以部分采用商品化农业来适应那些具有自己强大经济基础的贸易和工业加工生产的阶级的发展，这就使农民问题不复存在了。”

相比英国的渐进主义，法国则是以激进主义的大革命方式进入现代世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兴社会因素与传统社会因素的脱节，“法国的贫苦农民是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力量在摆脱古代的农村社会束缚过程中所造成的主要牺牲者。”

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相对平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新大陆”，“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也从未有过象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

与英国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化的第一个节点是现代化启动初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官僚社会，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当中国在外部力量的入侵下进入现代化进程时，其传统农业社会内部未能生长出新的社会因素，农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近代以来的城市工商经济不仅比例极小，而且与广大农村是脱节的，农民更多的是以牺牲者的状况进入现代化。直至1949年，中国的农民仍然占总人口的85%以上，是典型的农民中国，或者说是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