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节点与政治转型（2）

农民中国的重要特点一是贫困，广大农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之中，对生存和物质的要求极其强烈，整个社会以资源占有为中心。这种生存危机依靠英国式渐进道路很难解决，通过激烈的革命进入现代世界成为主要选择。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不解决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问题，革命的成功根本没有可能。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只有农民获得土地资源，才有生存的可能和发展的基础。

农民中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分散。自秦王朝以后，中国就处于小农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结构之中。亿万小农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与自然交换，缺乏社会的横向联系，处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状态，重要问题是“贫、弱、愚、私”。他们不能依靠自我组织的力量改变整个阶级的命运，特别是没有先进的思想引导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在现代化初期的第一节点上，传统政治形态分崩离析，中国政治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整个社会，实质是分散的农民社会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带入现代化。政党中心的动员型政治由此兴起。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知先觉者率先组成政党，进行革命。但孙先生为代表的政党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民中国的特点和要求，未能深入动员广大农民。更有组织性和动员能力，特别是能够与农民中国相衔接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动员型政治是由少数政治精英对社会大众的动员，由此将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带入并整合到现代化过程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

动员内容是以土地改革、经济发展，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代资历更老的国民党而在全国执政，主要因素就是能够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如亨廷顿所说：“得农村者得天下。”

动员过程是有一个权威性政党和领袖，自上而下将社会吸纳到党和国家体系中，自主性社会消失，权力集中。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由于能够从动员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很容易将自己命运交付于领导权威，“为民作主”和“替民作主”，并表现出对领导权威的感恩和服从。因此，政治动员的过程实质上又是一个新的权威主义政治的建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动员型政治产生于生死存亡的战争动员时代，权威主义的特性更为突出。

动员型政治是一种政治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模型，其突出特点是政治发动、引导和推动社会，政治居于主导地位。

任何政治一旦生成都有其自主性，动员型政治尤其如何。但是，动员型政治也与其他类型政治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要求。1949年以后，中国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启动国家工业化。为了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土地归集体所有，形成城市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工业发展与农村农业发展处于脱节状态，农民的数量和贫困状态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1979年后，国家推动农村第二次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以适应农民要求改善自己命运的要求。整个国家的重心转入发展经济，特别是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导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进入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二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