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节点与政治转型（5）

三是面对多元社会的发展要求，整合式的政治回应不够。传统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固化的社会，具有强烈的身份等级性。现代社会得以取代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流动，机会均等，社会多元化，并可以通过表达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集聚化和多样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可能出现旧的社会和利益固化未能完全消除，又生产出新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固化。如早期现代化国家于20世纪初期出现的经济垄断，阻碍了社会的共同发展。为此这些国家出台了各种反垄断举措，以保持社会活力和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社会多元化，尽管有社会差距，但只要有机会和空间，就可以缓解社会差距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为此，在现代化的新的节点上，特别需要整合式的政治回应，通过对多样化的利益和声音加以整合，形成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和整合利益的公共政策，以打破社会结构和利益固化的格局，为社会共同发展创造空间。

当下的整合式政治回应还不够，“改革迈不动”就是这种反映。如收入分配不公是重要问题，但社会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却迟迟难以出台。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成为重要任务，但更多的是态度表达而缺乏实际的行动方案和时间表。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利益固化问题。而“改革迈不动”必然会引发“回到文革去”的冲动。为推动改革，中共十八大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并鲜见地将“攻坚克难”作为十八大的主题词之一。

四是社会参与动力增强，包容性的政治回应不足。在传统社会，政治资源处于垄断状态，社会参与缺乏制度性空间。因此，现代世界诞生的重要标志就是改变政治垄断，打开社会参与的大门。但在现代化初期，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大门是有限度的开放，对社会参与作了各种资格性限制。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早期现代化国家才扩大了社会大众的参与空间，同时也借此缓解了社会矛盾。如整个19世纪前，早期现代化国家主要受“钞票”控制，劳资冲突尖锐。19世纪后期，随着普选制的实现，缺乏“钞票”的人有可能通过“选票”改善自己的命运，缓冲劳资矛盾。

在中国，动员型政治打开了公众参与的大门，但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公众更多是对体制的依附，缺乏参与的动力和空间，社会活力也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充满活力，这种活力需要通过政治参与加以保障，参与动力由此增强。但是政治回应的包容性还不够，特别是缺乏制度化渠道和机制保障多元化的社会参与。相当多数的治理者还缺乏对批评的包容态度，更习惯于动员时代的自上而下的领导，而缺乏平等协商，包容不同意见的意识，极个别地方的当权者甚至运用粗暴的手段压制不同声音。所谓“重庆模式”的年代，仅仅因为不同声音就有可能被“劳教”和处罚，法治被粗暴地践踏。而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缺乏制度化参与保障自己的权利，只能以极端的方式加以表达。

当今中国“文革回不去，改革迈不动”的焦虑，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节点，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另一方面又表明政治治理需要转型，以适应社会的剧变。中国动员政治相当成熟，回应政治才刚刚开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回应型政治的重点是注重长远和精致的顶层设计。在政治动员时代，整个社会处于黑暗无际状态，政党和领袖以其敏锐的先进性和严密的组织性，振臂一呼，就可划破黑夜，群起响应，万众一心进入现代世界。而在现代化的第二个节点上，社会迅速成长，利益和价值多元化，群众不那么“听话了”，但对政治又有强烈期盼。因此，当政者要积极回应社会的要求，通过具有前瞻性和精致化的政治设计，规划社会发展蓝图，并确定行动路线图，实现改革与稳定、自由与秩序、活力与和谐的相对平衡，从而顺利迈过第二个节点。　　　　

回应型政治的难点是时序的选择。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历时性的社会矛盾相比，中国的现代化的社会矛盾具有共时性，第二个节点尤其突出。因此，回应型政治特别重视政治策略和行动路线，从时序上逐一解决社会矛盾，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期望一揽子解决。1980年代改革中提出了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做得到的事情着手，仍然是回应型政治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回应型政治的基点在地方和基层探索。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知识界在相当长时间陷入迷惘之中，直至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横空出世，才打破了思想迷惘的沉闷局面。这是因为，托克维尔的书指出了“民主有希望，基础在社会”。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带来的是混乱和倒退，美国的民主带来的是繁荣和和平，关键是美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

当下中国尽管社会活跃，但并没有出现一个法治有序的市民社会，而是一个将交换无限放大的“市场社会”，民间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利益结构错综复杂，任何一项自上而下的总体性改革都会遇到重重困难。除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外，给地方和基层开放更多的探索空间，通过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同时中央要及时总结提炼，上升为普遍性的政策和制度，形成上下的联动和呼应。

演讲者小传：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兼任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和华中师范大学新农学院院长。入选首批人文社科领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之一。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领先者。徐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出的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国家和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2001年被评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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