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节点与政治转型（4）

三、政治转型的不适应性及调适

中国自新世纪以来，就开始由动员政治向回应政治转型。其标志是胡锦涛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此确立了新世纪以来的民生主义导向的施政理念。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报告，都高度强调权力属民、权力为民的原则，十分重视民生导向，并与政治动员时代的群众路线相衔接。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迅速变化相比，我国的政治转型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并需要加以调适。

一是社会期待迅速扩大，政治回应不及。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变革过程，充满着社会矛盾。在早期现代化国家，这些矛盾具有历时性，矛盾是渐次递进的，治理者有相对从容的时间和空间逐一解决。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矛盾具有共时性，即各种社会矛盾同时压缩在一个时空里，由此对治理构成巨大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普遍贫困问题。邓小平因此表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与经济高速发展的是社会差距、社会不公、政治腐败问题。这种问题在许多国家，甚至早期现代化国家都存在。如法国大革命前的18世纪经济繁荣和美国19世纪的经济繁荣过程中的社会不公与政治腐败。但是，对于当下中国来说，社会期待特别巨大。一方面要求迅速增加财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急切期待社会公平和反对腐败，实现清廉政治。

当巨大的社会期待由于政治回应不及而难以很快全面满足之时，就可能出现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如回归“文革”的运动式治理。重庆“唱红打黑”正适应了这种激进主义情绪，因此被某些人称之为“重庆模式”。面对这一“模式”裹胁的民意，权威中心一度还很难适应。尽管所谓的“重庆模式”只是政治动员时代中极端年代的一种回光返照，不可持续，但是它也昭示着中国执政者面临的社会期待是超历史的，如果不能作出必要和及时的回应，因势利导，就有可能发生难以预见的后果。

中央领导人一再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实际上就反映一种历史性的忧虑。法国由于没有及时回应而造成大革命，美国通过改革“新政”则化解了政治危机。当下的中国治理，更需要强化回应能力，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庖丁解牛般的破解，既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也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二是社会公平要求强烈，被动式政治回应。与农业时代的利益单一化不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利益多样化，且由于权利意识的萌生，人们都会寻求渠道加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求社会公平。治理者需要建构合适的渠道让民众的社会诉求进行制度性表达。如英国等早期现代化国家面对巨大的社会公平压力，在19世纪不得不建立起政治表达机制，对巨大的压力加以疏导，从而化解了紧迫的政治危机。

在当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由于利益结构的调整和不均衡，人们在普遍受益过程中又认为自己吃亏，存在强烈的不满足感，并以积极行动加以表达，群体性事件增多。特别是网络时代放大了民众的呼声和事件的影响。但由于长期动员政治的影响，我国未能及时建构起合理的利益请诉求表达机制，与积极主动的“维权”诉求相比，政府只能被动“维稳”，尽可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实行“糖果主义”治理。如对各种上访的处理。由此有可能出现新民粹主义，即群众诉求天然合理。其政治后果很容易出现“维而不稳”，造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小闹”和“不闹”的人觉得自己吃亏，进一步助长了无序的行为表达。

中共十八大报告高度强调“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第一次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内容，为回应社会公正要求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