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节点与政治转型（3）

二、现代化的第二节点与回应型政治

如果说，现代化的第一节点是农民中国，那么，现代化的第二节点则是城乡中国，而不是如发达国家一般直接进入城镇中国。

城乡中国首先表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并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推动下，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普遍性贫困消除，农民减少，城镇人口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产值和来自工业的财政收入占80%以上，城乡人口各占50%左右。特别是市场经济造成社会日趋活跃，自主性增强。即使是传统的乡土中国也深深为城市市场经济所渗透。

城乡中国同时还表现为社会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差距扩大。这是因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在当下中国，尽管城乡人口各半，但社会占有财富和公共资源的占有极不均衡，处于“一个国家，两种社会”的格局下。经济落差造成社会落差，对社会的期待扩大，甚至是“期待革命”。公众不仅要求温饱生活，更要求社会公平。在市场经济中蕴育的个人权利意识增强，但相应的制度构建滞后。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生长的不是理想状态的“市民社会”而是以交换为中心并浸润到所有领域的“市场社会”。这种无限度的“市场社会”造成社会的普遍性不满，对执政者的压力增大，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政治开始失灵和失效，从而向回应型政治转变。

回应型政治是治理者不断回应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主动调适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各方面的利益加以整合，从而保证现代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回应型政治是动员型政治的基础发生重要变化的替代物。一是权威主义下降，动员时代产生的政治权威发生变化，政党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而精英性降低，政党领袖的平民化程度提高而魅力性降低，政治权威一呼百应的能量减少。二是平民主义上升，动员时代万众一心跟党走的状况发生变化，社会自主性增强。特别是在“市场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希图通过自己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意向，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利益。社会大众，包括农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都取决于政治能够为自己提供什么，且政治认同是有限的、有期的。“人们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

新世纪以来，经济持续发展，执政党改善民生，在农村废除农业税，建设新农村，政绩卓著；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是政治诉求最强烈和社会不满足感最突出，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的时期。这恰恰反映传统动员型政治的失灵。　

与动员型政治是政治权威主导的政治过程所不同，回应型政治则是社会诉求与政府治理的互动过程。互动的依据是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权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社会大众获得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利。作为中国改革突破口的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赋予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伴随改革开放，人们获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愈来愈多。中国由一个资源为中心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权利为中心的时代。只有获得权利才能获得资源，只有维护权利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建构起以“维权”为中心的权利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赋予公众对自己政治诉求的正当性。他们不再是听治理者如何说，而是看如何做，更在意如何使自己满意。由此构成对治理者的政治压力。“网络问政”就是重要标志。

回应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市场社会推动政治。政治要不断回应日益增长和永无止境的社会诉求。其结果是达到社会与政治、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