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不让一个孩子在我手里误诊”

早8点，北京儿童医院B超科刚一开门，就有几十个操着各地口音的家长，抱着孩子堵在贾大夫的诊室门外，冲着分诊护士高声确认：“我约的就是贾主任！”“贾立群B超！”

面对蜂拥的患儿家属，负责分诊的小护士显得很淡定——今天的患儿不算多的，真赶上人多的时候，人潮涌过，走廊里居然能看到挤掉的鞋子！

这时，贾主任出现了——平头，个儿不高，面相和善，讷讷地不善言辞。这个59岁的男人，是这家医院超声科的主任，在儿童医院已经工作了36年，超声诊断书摞起来有50米高。

此时，他坐在B超机前，立刻全神贯注，仿佛诊室内外的嘈杂全然不存在。这时的贾立群，俨然就是外科同事口中的“阑尾炎确诊标准”，内科同事眼里的“B超神探”，患儿家属信奉的“贾立群牌B超机”——即使这个男人回到家既不会洗衣也不会做饭，还常掏错门卡，总忘了老花镜放在哪儿；即使坐在B超机前的他居然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

患儿家属相信贾立群，是因为觉得这个大夫特别神。

那还是二十年前的8月，儿童医院接诊了一个从石家庄来的两个多月的女婴。这孩子出生40天的时候，家人发现她的肚子比正常孩子的大，一开始还以为是消化不好，到省医院一做B超，医生说，这孩子的肝上长了东西，治不了。全家一下子就蒙了。“她妈抱着孩子哭着跟我说，想跟孩子照个相。我明白孩子妈的心思，是想如果孩子……好留个纪念。我说，不照！不行咱们去北京给孩子治。”孩子的父亲回忆。

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给孩子做了初步检查，然后开了一张B超申请单，特别注上了一行字：“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

孩子的父亲清楚地记得，那天是贾立群给加的号。他们在B超室外的走廊等了一天，贾主任一直在给一个个孩子做检查，也没见他吃午饭。等轮到这孩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是当天的最后一个病人了。贾立群给孩子查了有45分钟，之后，他对家属说：“你这孩子的诊断很明确，是一个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需要住院手术，把肿瘤切除，术后化疗。”看着家属又焦急又茫然的表情，贾立群接着说：“你们赶快去找外科肿瘤专业的李主任，能住院就住院，我可以帮你们联系。”

事隔20年，贾立群也还记得这个病例—从B超屏幕上看到，孩子重度肿大的肝上布满小结节。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另一个就是恶性肿瘤肝转移。这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

探头一遍又一遍在孩子肚子上划过。终于，贾立群发现在密密麻麻的小结节中，有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结节不随着探头的轻压而移动。再看下去，这个结节不是长在肝脏上，而是长在左侧的肾上腺上。元凶找到了！

孩子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贾立群的诊断。

一个月后，患儿的双胞胎妹妹也因为肝脏肿大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两个孩子的病情一模一样，贾立群却怎么也找不到妹妹的原发瘤。

一连几夜，他埋头在文献里，直到找到答案：这个肾上腺上的小肿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了另一个胎儿的肝脏，姐妹俩病患的元凶原是一个。这种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上也极其罕见。

准确的诊断，及时的治疗，挽救了这对姐妹的生命。如今，襁褓中的一对女婴已成长为健康活泼的女大学生。

1996年6月，妹妹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时，姐妹俩的爷爷奶奶代表全家给贾立群送来一块匾，上面有四句话：“火眼金睛缉病祸，孪婴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这么多年来，这个家庭一直保存着姐妹俩从初诊到最后一次复查全部的B超报告单，每一张上，都写满贾立群工整的笔迹。

贾立群曾说过：“我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能尽好医生的本分，不让一个孩子在自己的手里漏诊、误诊。”

从医36年，他检查过的患儿达30多万人次，确诊疑难病患儿7万多名，挽救了2000多名急重症患儿的生命。由于他的B超诊断总是和外科医生在患儿手术中见到的完全一致，所以同行都说他是“B超神探”。当年写在孪生小姐妹和许多疑难病患儿B超申请单上的那行字“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在这么多年患儿家长的口口相传中，演变成了“贾立群牌B超”，成为无数患儿家庭对孩子平安健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