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国视阈下的全球“相互依存式主导权”（2）

由于人们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受自身利益的驱动，而抛弃各种政治性主导权的制约，使得现有的主导权逐渐碎片化；主导权的新定义需要在相互依存的视阈之下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金砖五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相互依存定义为国家之间或国家内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本文中的相互依存不仅仅指对称的互惠关系，也指“付出与收益”的不对称关系。国家的角色由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来补充。安东尼奥·内格里和朱塞佩·可科（Negri and Cocco，2006） 对相互依存的逻辑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比如对拉丁美洲的描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两位学者给出了一个更为政治化的概念，即强调通过超越国家之间的差异来实现相互依存。对国家间相互需求的认知亟待通过对“后民族”视野的探索予以揭示，即政府不能单纯治理国家，而由于各国经济政治的相互渗透，政府更应学会如何领导国家与别国合作并去适应和管理相互依存。可以看出，从传统的单项依赖到相互依存不仅发生在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更出现在边缘国家之间。

“相互依存式”制衡单一权力中心

“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使得对主导权新概念的探讨成为可能，这正是笔者所主张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就金砖五国而言，这种认知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新型单个国家主导权的出现，更多的是通过制衡进而推动世界的多极化或避免单极主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盟的主导权作为历史上西方主导的一部分同样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已经让欧盟模式受到质疑）。因此，亚历山大·凯笛（Alexandre Kateb， 2011）等学者提出了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南方”国家的主导，即由于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以及实践上的失败，西方国家集团不能够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对世界的领导。

因此，本文将“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五国的兴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所产生的主导权。从新的多边世界的视角出发，相互依存式主导权作为一种不完整的、进程式的形式存在，维系其存在的基础在于国家或地区防范单一全球主导权风险的能力和意愿。由于国家利益、地区导向、共同的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的冲突之间的相互联结，使得“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互交织于世界秩序的塑造和重塑进程之中。

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当前的金融危机向我们揭示出它缺少葛兰西的“历史集团”来主导和领导世界，或者保持结构（经济）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融合。从这个角度讲，金砖五国是务实的例子。作为经济实力和覆盖人口总量都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集团，金砖五国尚未提出一套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使得历史集团实现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趋同。而这恰恰是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重要特征，即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实现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抗衡；另一方面又不足以形成新的有机且单一的主导权。进一步说，这带来了一种辩证关系，即新式的主导权建立在金砖五国制衡美国或欧盟主导权的相互依存基础上，与此同时，也在全球秩序中创造了一种相互依存。金砖五国对欧洲经济危机的救援的想法，虽然没有最终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金砖五国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它显示出颠覆传统的依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互依存的或象征或真实的潜力。另一方面，缺乏同一性也是一个内在的新特征，即国家的联合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超普世或超国家的形态，而是为了维持多元、进而求异的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