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开放造就真正的民族文化

宽容与开放造就真正的民族文化

“文化走出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内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关心的。谁都知道我们在文化上要力争上游,但究竟该怎么做?

我认为,文化的传承与输出必须古与今密切接轨,继往而开来。数月前游览敦煌,我碰到一位当地姑娘,我们远道而来只为专程看敦煌石窟,她近在眼前却从未参观过,原来她认为敦煌石窟“不好看”。这说明,古文物必须“活化”,必须不断被赋予现代意义,让今人有“切己之感”,从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否则,那文物必是僵死的。

古今接轨,一方面要有深入的高端研究,一如敦煌研究院和各地专家学者所做的事;一方面要结合现代传播途径多做普及,如周兵导演为央视拍摄的十集纪录片《敦煌》就叫好又叫座。这种普及功夫不但功德无量,而且多多益善,有助于共同把敦煌文化推向更高的台阶。

保存与发展缺一不可,但如何平衡?保护什么,如何保存?然后怎么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古文物的基础上取精用宏,辩证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格?这些都是文化学上的永恒课题。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的创作经得起时间淘洗的就是未来的经典。“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子常嘉煌先生的现代石窟就是创造性的继承,虽备受外界质疑,但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有远见的尝试,因为历史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权力边缘,而不是墨守或复制权力中心的成规:相对于当年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敦煌只是天高皇帝远的驿站,正因为文化上或地理上都很边缘,所以能以平等、自由、包容之心接受异族,也没有随着中原的改朝换代而毁于一旦。

从字义演变来考察,communication兼备三意:一是沟通,二是交通,三是传播。我在敦煌生动地见证了这三种意义:首先,敦煌壁画是历代行者在石窟里与佛菩萨虔诚的心灵“沟通”;其次,河西走廊是当年中西“交通”的动脉和文化交流的枢纽;第三,当代文化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如何发扬光大敦煌艺术,也牵涉到各种传播的面相。

实地考察敦煌以后,我更体会到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皆因它气度极恢宏,眼界极开阔,海纳百川,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优点,从不固步自封,更不以中原立场鄙夷天下。在敦煌常见的几十种日常植物(如西瓜、荔枝)、药材(如雄黄、沉香、麝香),甚至面条,其实都不是本地原来就有的,而是从西域传入,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日本在唐代固然向中国学习过文化(他们自己也承认),但国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从日本引进了不少现代名词、观念和制度。

敦煌文化从来就不是定于一尊的,也不拘泥于一格,而是历代行者从自然交往中融合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新疆文化,还有中原文化,冶炼成为有机一炉,展现各种缤纷的艺术面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犹如一道彩虹,形成多元而统一的主题、风格和精神。这既是敦煌文化,也是中华文化,更是世界文明的遗产。今天讲民族文化,必须对内宽容,对外开放,因为当今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民族文化,更没有关起大门来奢谈民族文化的。

如果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华人地区的传播研究必须从本文化出发,参酌西方理论,用严谨的论证方法,检验经验证据。中国学术传统的缺陷是不太谈知识论和方法论,国人强调直觉的思考,常把结论告诉你,却没有交代论证过程,因此有时很难判断证据是否充分支持结论。西方的研究善用抽象概念,把很多具体现象提纲挈领地描述出来,第二是论证的过程,第三是靠经验的证据。

我们要把“地方经验”提升至“全球理论”,这个“全球理论”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是代表各个重要学术社群不断对话、竞争和修正的辩证过程。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抽取最有原创性的问题,找出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进而使用适当的西方理论,帮助我们勾勒或照明材料、活络思想,但不能亦步亦趋。我不赞成抱住一个西方理论,在华人社会拼命再生产,丧失了主体性,只顾给西方理论写一个华人地区的注脚,那样实在无关痛痒,甚至可以说是“学术殖民”的借尸还魂。地方经验和理论会合时,理论必然经历再造、选择、综合、批判的过程。万一现成理论都不管用,那就是应该自己创建一个理论的时候了。

我们不但要努力“知彼”,还要努力“知己”:一方面,不妨鼓励内部多元发展,和而不同;一方面,与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保持一种动态的交流,并转化成研究“最切身”问题的理论资源;最后,希望华人文化圈的学术社群聚合起来,不断突破藩篱,为开拓世界传播研究的边界注入活力与创意。要有这种文化自觉与自信,要有这样深厚的学术业绩,才能真正做到东西方平等对话。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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