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如何实现绿色转型

思想者小传

诸大建 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私合作管理等。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学部委员、科技部创新型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以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城市化委员会理事。

城市化是未来20-30年中国发展的关键内容和驱动因素，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型。

过去30多年来，以土地扩张为导向的粗放型城市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尖锐矛盾。未来以人口进城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需要强调空间紧凑、功能混合、人群包容。其中，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生态发展绩效为特征的“城市绿色转型”，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关键。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这里从四个方面谈谈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绿色转型问题。

三种视角看绿色转型

如果说，以往五次世界经济长波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传统工业革命，那么，现在的绿色创新经济是倡导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新的工业革命

在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城市绿色转型，可以从政策分析的现状、原因、对策三个方面予以讨论。国际上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分析中国城市发展带来新思考。

第一，绿色创新长波与资源生产率理论。

绿色创新长波与资源生产率，是科技创新与经济长波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有关世界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由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提出。该理论认为，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发展是由以30-50年为一个周期的科技创新与产业更替推动的。由此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已经先后经历了五次经济长波。

绿色经济的研究者认为，1990年以来，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本约束已经成为21世纪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动需要使自然资源生产率大幅提高。如果说，以往五次世界经济长波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人均劳动产出来衡量）为主的传统工业革命，那么，现在的绿色创新经济是倡导提高资源生产率 （按照单位资源投入或环境容量的经济产出、服务产出来衡量）的新的工业革命。

德国学者魏伯乐等曾总结了绿色创新长波的四个特点，即原料生产率的突飞猛进、产品与服务的系统设计、按照自然法则进行设计的仿生学、发展可再生能源。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从资源生产率和生态发展绩效的角度来看，绿色转型的关键，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脱钩。

所谓“脱钩”，一是指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以后，城市发展要注意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转化为社会福利；二是由于资源环境具有稀缺性，经济增长与物质扩张不可能无限度地发展下去，应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

从生态发展绩效来看，城市绿色发展的水平可以表达为资源生产率 （单位自然投入的经济产出）和服务效率（单位经济产出产生的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提高）两个变量的函数。因此，以绿色创新为内容的城市转型，一要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生产率，二要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服务效率。

第三，绿色创新的技术角度与非技术角度。

通常，人们对于创新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微观的企业技术层面。但是，研究城市的绿色创新，需要包括技术与非技术的系统化分析。

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相对照，系统化的绿色创新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高资源生产率，而不仅仅是提高传统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第二，创新不限于微观意义上的产品与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社会行为和制度结构的绿色创新。根据该特征，可以将系统创新划分为技术和非技术两个层面。

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绿色创新一般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过程创新”，即更合理地生产同一种产品。例如，原材料的变更和钢的连续浇铸，或者说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2的资源生产率。

第二阶段是“产品创新”，即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或同价值的产品。例如，用轻便型小汽车取代传统型小汽车。这种技术创新包括提高部件性能、提高再生循环率、改善拆卸性和提高部件的再利用性能等。其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5的资源生产率。

第三阶段是“产品替代”，这一阶段是产品概念的变革和功能开发，即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例如，从用纸交流变更为采用E-mail，用公交车代替私家车，更一般而言是采用替代型的产品。这种技术可以提高倍数10的资源生产率。

第四阶段是“系统创新”，这一阶段是革新社会系统，追求结构和组织的变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购买冲浪板，更合理地调度交通，更一般而言是实现产品经济到功能经济的转换。这类创新可以达到倍数20的资源生产率。

上述情况中，前两种方式属于一般性的技术改进，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性的结构改进。

城市发展的绿色目标

未来20-30年，中国城市应该争取通过绿色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现高经济增长、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低环境影响

研究中国城市的绿色转型，首先需要研究中国城市发展中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关系，了解资源生产率的水平。由此进一步判断城市绿色发展的趋势，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情景以及目标模式。

那么，如何判断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人们通常认为，城市人均GDP或者人类发展指数 （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衡量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高的城市，就是发展较好的城市。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城市发展绩效，在考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还要看城市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的消耗情况。

考察城市自然资本的消耗，可以引入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的生态足迹指标。生态足迹也称“生态占用”，是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特定数量人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消耗的资源，以及吸收其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面积。一般来说，若城市人均生态足迹的大小在地球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是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否则就是非绿色的、不可持续发展的。这就要求，城市人均生态足迹应该低于世界的人均生态足迹。

那么，中国城市当前的生态足迹如何呢？

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人均GDP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生态足迹的增长。换言之，生态足迹的增大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代价”。过去100多年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虽然许多人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不同的道路，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看来也是在走这样的道路。

未来20-3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大致可以有三种情景选择。

第一种，是仿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城市发展情景，用远超世界承受能力的环境影响与生态足迹实现现代化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种，是参照欧洲与日本等国家的城市发展情景，以较美国等国家低的环境影响与生态足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生态足迹的水平仍然超出世界人均水平；

第三种，则是通过绿色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使中国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符合以下条件：高经济增长、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低环境影响；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8、人均生态足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一种情景应该极力避免，第二种情景很有可能发生，第三种情景才是应该积极争取的目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