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的比较研究（3）

三

“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科学结论。它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比较“为人民服务”，它更具有超越性，更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和现代文明。

(一)“以人为本”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坚持以人为本，具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比较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更早地实现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开创“贞观之治”的明君李世民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在中国，人本思想的核心是民本。如果说，确立“民本”是中国执政理念的第一次重大飞跃，那么，确立“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国执政理念的第二次重大飞跃。

比较两次重大飞跃，一是价值观不同。在民本思想中，民只是手段，君才是目的。虽然民本思想体现朴素的重民、为民、爱民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地促进生产发展、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根本利益。重民为使民，为民为用民、爱民为笼民。民本的实质是以君为本，以官为本。关于这一点，韩非子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明民是目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5-1]。二是历史观不同。总结国家兴衰和皇朝成败的经验教训，历代进步的思想家确实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承认民心相背决定国家存亡，发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铁律，进而向统治者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的忠告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劝谏。些许让步平民百姓、坚持“君权神授”唯心史观的统治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 “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当做国家的主人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2]三是实践观不同。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民本思想认为，“天”或者神秘的力量推动历史的进步。统治者宣扬自己“有命在天”，又承认“天命无常，唯德是辅”，而且“天意”就是“民意”。于是，民本思想便形成特殊的政治逻辑，即统治者必须加强道德修养，体察民意，顺应天道，“以德配天”。如此，统治才具有合法性。而这是不可能实践和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为人民服务”，将其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牢固执政的政治基础之上、“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安排和法律关照之上，从而找到了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可行路径。

时至今日，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仍然十分重要。不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理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中，马克思提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7]。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是“人”而不是“人民”。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也证明，无产阶级只能依靠并首先解放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才能最终解放全人类。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阶级对立将逐步消亡，“人民”的范围将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这样一来，“人民”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概念凝聚了人和民的双重含义”[8]，只能是从“民”到“人”的理论过渡概念和实践中间环节。而“人”是比“人民”更具有终极性的概念。所以，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以人为本”，是中国执政理念的第三次重大飞跃。它本质地区别于第一次飞跃，是螺旋上升式的认识复归和理念升华，同时加深了中国共产党理解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