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明和谐共存的哲学基础（2）

生化论的模式

阴阳是中国传统宇宙本源论的核心内涵，也是保证此一本源具有生生不息之创生力的基础，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特别强调的宇宙生化论。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的宇宙本源论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独阴不生，孤阳不成”。那么要想“生”，要想“成”，就必须阴阳交感和合。这一思想在《周易》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如《周易》撰作的体例之一即是阴遇阴，阳遇阳为敌；阴遇阳，阳遇阴为通。⑨所以《易传》解经特别重视阴阳交感的意义，如《泰》之《彖传》曰：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⑩

这是说天地交合，万物各畅其生；君臣交合，上下志趣相同。相反，如果不交，如《否》卦那样，“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可见，阴阳相交是生命形成及合理存在的基础。这正如后来的《春秋繁露》所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这里的“皆取诸阴阳之道”，表明举凡自然、社会、人生，凡是在宇宙中发生的一切，都离不开“阴阳之道”。

有“交”就有“感”。所谓“感”，是指“二气感应以相与”。“二气”即阴阳，“与”即亲近。在《周易》看来，阴阳二气，只有相交相感，才能成就宇宙万物的生命形态，此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否则，“天地二气，若不感应相与，则万物无由得应化而生”。“无由得应化而生”，便只有变革，所谓：“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二女”指重阴。当阴阳不能交感而只是重阴或重阳时，则必须通过变革重新回到阴阳交感的路子上来。用《黄帝内经·灵枢经》中的话说即是：“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

阴阳交感生化的思想，反映了一种大智慧。推之于人类多元文明，则表明，维持并丰富多元文明格局合理存在的前提，乃是多元文明彼此之间的交流会通，以及建立在交流会通基础上的彼此发展。多元文明之间只有和谐共存、共同发展才是一条通向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这是一条大法则，违反了它，例如搞单边主义等，就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痛苦，像阴阳不调给人体带来病痛一样。关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所写《中西文化比较》中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罗素的这一论述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层面佐证了中国古人的智慧，也进一步表明了“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合理出路。

人本论的取向

基于中国传统宇宙本源论和宇宙生化论而形成的“和而不同”说，还有一个更本质的特征，就是“人本”。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宇宙论，其目的在于探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天人问题。天人问题，就是人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先哲讨论这一问题，均是围绕着人存的宇宙背景而展开，在《周易》谓之“三才”，在《老子》谓之“四大”。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地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

这里虽然是讨论《周易》这部书的特征的，但“三才”之说明显地是把人放在与天地同样重要的位置的。这一点在老子那里也基本相同，只是在天地人之外又加了一个“道”而已：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老子》把人视为“四大”之一。《周易》和《老子》，无论是“三才”，抑或是“四大”，它们所彰显的无非是：其一，人与天地、万物等具有内在统一性；其二，人高于万物，而与宇宙的本源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关于后者，历代学者又有非常明确的论述：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这是讨论人之所以可以与天地并存的原因，我们把这种思考称之为“人存”的本体论的思考，即基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展开的本体论思考。它包括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在宇宙中存在的人；另一方面是有人存在的宇宙。就前者说，人与万物有统一性，故而必须共同遵循宇宙的法则；就后者说，宇宙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故而当以人为中心。诚如汉儒董仲舒所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这也就是说，就人是天地造化的结果言，人不能超越宇宙的法则；就人有知有义言，人又可以是天地之心。由于人不能超越宇宙的法则，所以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特别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换句话说，人事之明，人事的价值取向及判断根据，不是依据神意，而是依据宇宙发展变化的规则。由于人又可以是天地之心，所以人在天地面前又不是消极被动地一味顺服，而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也就是“赞天地之化育”。这样看来，人之于宇宙自然，既有顺从法则的一面，又有价值引导的一面。正是在这种顺从与超越中，实现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宇宙论的人本取向，由于其在本源层面强调两点论或多元论，所以当它作为人文价值的基础的时候，它基本上没有排他性。这与某些文明形式中的自我价值中心论的倾向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在某些文化类型中，常常以自我的价值标准为样板，批评其他不同于自己的价值标准的文化类型，甚至质疑不同价值标准之存在的合理性。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几乎均与此有关。中华文化没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包容力非常强。而这正是“和”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