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考试机器”论，谁该反思？（3）

造就“考试机器”，根源不在中小学

郑也夫教授分析的目前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现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说到把学生修理成了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考试机器”，根源却不在中小学。

我想，造成这种畸形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高考模式。此外则是公务员、事业编人员的考试方式，再次则是组织人事部门提拔选用干部“唯第一学历论”、“唯名校论”的做法。换言之，“囚徒困境”的始作俑者，不是“囚徒”，而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执行者。

学生为什么会被培养成“考试机器”?学生及其家长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被培养成“考试机器”?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善于考试才有美好前景，同时也因为考试是目前来讲最为公平的选人方式。在考试的炼狱中，中国的青少年痛苦、无奈并努力追求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考试，还有什么规则能保证社会公平，能保证“草根二代”与各种“优势二代”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认同目前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高考模式、公务员选拔模式?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确保公民接受高等教育、参与社会管理的权益平等呢?

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是社会管理人员遴选的组织者和决定者，也是相应规则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但是直到今天，许多由组织人事部门主持的招聘考选、干部提拔，都在《报考简章》当中植入了一个杀伤力极强的要素：“第一学历”、“全日制学校”。这让那些后续学历持有者，通过函授、自学完成学业者，直接被打入了另册。由组织人事部门主持的一些诸如“选调生”之类的人才考选，目标仅仅瞄准全国“985高校”、“211高校”等名牌高校，其他一般高校的学生即便再优秀也不被问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会考试、不参加高考、不一步到位进入名校怎么行呢?

说到诺贝尔奖，在当今学术界、文艺界山头林立、派别丛生、党同伐异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学者、作家得了诺贝尔奖又能怎样呢?去年莫言先生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遭遇的并不完全是同行的赞许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他需要面对一些“同类项”的冷嘲热讽和排斥孤立。相对于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界的情况或许会好些，但谁又能保证类似的情况不会发生呢?所以，中国的学子注定不会全力以赴为获得诺贝尔奖而拼搏，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工作岗位、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

郑也夫教授所列举的德国教育的“三轨制”，不过是此前教育界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教育“双轨制”的变种。而这正是当前我们最为担心的。因为一旦中学生分流，就意味着孩子们提前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学生提前放弃参与竞争的权利、告别常规的高等教育，成为“预科”的蓝领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在当代中国，在独生子女时代，这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郑也夫教授也提到了，“中国要学习德国的分流模式还有很大障碍，首先是中国的职业教育办得不好，与高等教育地位悬殊太大。其次全社会都存在学历竞赛。”既然如此，远水难解近渴，尊重中国国情，暂时不学也罢。

如何让“考试机器”成为创新人才?

在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小学教育是千校一面，考核学生成绩也是千篇一律：标准化试题，标准化答案。不可否认，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既有教育观念上的问题，也有教学制度和管理上的弊端。长期以来跟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应试教育，多年形成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有碍于中小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加之长期形成的“学用脱节”、“考用脱节”的教育，也不利于综合能力的发掘。如此背景下，“中国12年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成考试机器”，不足为奇。

在政策与对策的长期僵持中，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被一次次忽视。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成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是“高学历低技能”或“高分数低素质”的“考试机器”。然而，当军训场上晕倒的“豆芽菜”越来越多，家长们还能沉得住气，逼迫孩子搞题海战术?当学校的综合测评一次次输在素质教育上，校领导还能横下一条心，片面追求升学率?当国民体质监测数据逐年下降，影响到国家人才战略，应试教育还能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