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配合，政府要积极发挥规划引导作用，使城镇化始终不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牵头研究起草我国2011年-2020年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有望在今年末由国务院正式颁布。把规划制定好，对于城镇化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同时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要努力打破垄断，积极激活民间资本，多采取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发挥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
土地和人口的关系。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他资源必须围绕“人的城镇化”聚集组合在一起。只有真正把“人”的需求放在优先地位，才能够使城镇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立得住，城镇化的路子才能走得正。要改变土地城镇化长期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也就是说要改变热衷于盖楼、建新城的土地城镇化现象，在人口城镇化方面采取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措施。在坚决维护农民基本权益的基础上，不断克服土地财政带来的不利影响，坚持土地利用的集约节约。
中央和地方关系。城镇化既要有中央全局性、战略性谋划，也要有地方区域性、操作性措施。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其中最关键的是在财税分配制度上做好妥善安排，使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既保证中央的权威也尊重地方的发展权。因此，下一步需要在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中，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构建地方税体系。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城镇化要积极推进，也要避免出现遍地开花、无序发展的乱象，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依据，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以城市群为主要发展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坚持因地制宜、重点推进，建立健康有序的城镇体系。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要特别注重研究如何重组和转移特大城市部分过度集中功能，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有序流动、均衡分布。
集中做好城镇化建设的基础性紧迫性工作
新型城镇化建设千头万绪，科学涵养城镇化这一引擎，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必须“牵住牛鼻子”，找准着力点，这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在现阶段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
现在我国有2.6亿农民工和9000万棚户区居民，农民工问题和棚户区问题是城乡二元和城市二元结构的突出症结所在，是城镇化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可以达成共识、易于推进的问题。从区域分布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棚户区则主要集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历史包袱较重的城市和地区，兼有这两项任务的地区较少，实施起来并行不悖，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理应成为城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制定科学、权威的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我国只有一部有关城镇体系的发展规划，还缺乏一部全局性、系统性、权威性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来指导、规范各地的城镇化行动，因此应该抓紧制定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总体规划，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如何发展、东中西部城镇化如何协调、中央地方政策行动如何匹配、绿色低碳型城镇化如何构建等重大问题进行顶层设计，为城镇化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避免走弯路。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机制体制创新。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创新驱动，户籍制度改革要去利益化，逐步消除附加其上的各种福利，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制度改革要保护农民基本权益，有利于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实现土地使用集约高效；住房制度改革要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保障性住房为重点，建立多元化供应体系；财税体系改革要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供给模式；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探索市镇体制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能力。
加强对新型城镇化的阐释，避免各种问题和误区的干扰。要将人口城镇化摆在首要位置，避免“化地不化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和意愿，避免“被城镇化”；要将城镇化建立在满足普通群众需要的基础之上，避免“贵族化”倾向；要增强城镇化的产业支撑，避免“大跃进”冲动，杜绝出现“鬼城”现象；要增强城镇化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避免“建了拆、拆了建”，造成资源浪费；要因地制宜，增强城镇化的地方适应性和环境友好性，避免“兵营式”城镇化；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城市看海”、“垃圾围城”等城市病的发生。
□张占斌（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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