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5）

三、管理型政府的滥觞

大致从周王朝确立开始，古代中国开始正式进入了王朝治理的时期。在简单的和确定的农业社会，王朝模式下的统治型国家通过运用权力基本上可以达致统治社会的目的。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统治型治理模式的诞生主要依赖于儒家文化提供的思想支持。追根溯源的话，这种思想支持是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启蒙”运动来完成的，可以说当时的“百家争鸣”为统治型政府维护其等级秩序提供了众多良方。正是经由君王治理国家的积极尝试，儒家思想才最终被升格到“独尊儒术”的地位。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逐渐增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这必然决定了统治型治理模式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治理危机和治理困境，并将逐渐被新型的治理模式所扬弃。在某种意义上，18世纪清王朝衰落的迹象，其实已经说明皇帝政权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管理要求[14]。

西方国家也面临着与清王朝一样的治理难题，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辗入18世纪，欧洲大地却发生了另一番景象。“工业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启了人类迈向工业社会的征程。尽管关于工业革命爆发的起点，学界论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就在18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摆脱了束缚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封建主义的桎梏，其主要标志就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以及冶金业的发展[15](p. 42)。对于这场工业革命，马克思曾经指出，“机器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16]，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托夫勒将人类社会的农业文明看做是“第一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到17世纪末叶还没有结束，但是，工业革命在欧洲爆发，掀起了第二个全球变化的大波浪。新生的工业化方法以更快的速度蔓延到各个国家和大陆。从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浪潮以不同的速度，同时席卷了整个世界。”[17](p. 6)“工业主义不仅仅是烟囱和装配线，更是丰富多面的社会制度，触及人类生活的每一面，攻击第一次浪潮社会的所有内涵。”[17](p. 14)霍布斯鲍姆指认，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18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此前，一切其实已在悄然发生变化，犹如静水之下泛着许多人们尚未重视的微澜，直到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切相关统计才能突然疾速地、甚至几乎是直线式地上升，工业—商品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此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革命性变化成为常态[18]。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20年代的英法社会主义者们将这一历史过程与法国政治大革命类比，并将之命名为“工业革命”。到了40年代以后，工业革命的影响才开始集中反映在各种文献作品之中[15](p. 44)。工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兴起逐渐成为19世纪历史编纂学和社会科学留给后人用来解释现代世界的两个中心概念。

开启人类工业化历程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进行的，或者以城市化和市场化为基本前提。西欧的城市化历程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的。在16世纪和18世纪末出现两次圈地运动的高潮，而后一次圈地高潮正是在工业革命前不久来临的。圈地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例如推广条播、轮作制以及马拉铁犁等所造成的。由于一半以上的公地被圈，小规模的农庄都合并成了比较大的、更为有利可图的农庄。此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的需求也减少了，从而使他们能够从农业中解脱出来到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下去就业[19](p. 42)。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西欧的城市化历程可以被称作是一场农业革命，即通过一种强迫农民离开耕地向城市涌入的方式才得以实现的，为工业革命浪潮的全面蔓延提供了一个前提要件。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历程与之不同，是一种自愿的、主动的实现，表现为农民主动假借“工人”身份(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