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6）

市场化和城市化是同构的。早在14世纪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里就已稀疏地出现了市场(商业)的发展。当时，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热那亚、佛洛伦萨等都是欧洲最繁华的城市，在这些地方，人们通过最早的世界性贸易交往，在作坊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特有的脱离土地的商业贸易和金融结构。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体系导引出来的现代大生产必然要求更大范围的市场体系，工业资本主义需要一种更加成熟的市场交换将专业化的工厂整合起来，“用互相依存的关系，将地球上所有的居民统一到一个巨大的商业家庭之中”[15](pp. 43-44)。市场经济彻底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社会生存方式，自此以后，工场手工业中那种有限的自给自足的劳动生产让位于为了市场的发疯式的无限生产，人类生存中的一切时空界限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凝固性也最终被解构了。在此情景下，人的力量必须颠倒地表现为对象化资本生产的物性之后才能得到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也必须颠倒地转换为市场中用于价值交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之后才能建构起来，一切的一切都改变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的物性世界。在这里，“物骑在鞍上，驱使着人”(爱默生语)[15](p. 44)。

需要言明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描述工业社会的三个基本维度。实际上，欧洲国家引领下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商业与金融资产阶级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近代国家的确立、奴隶贸易(贩奴)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扩张、运输业和现代性工业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等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市场经济模式下采用了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许多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的意识形态亦相伴而生[15](p. 28)。托夫勒在论述新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意义时，认为：“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度只是暂时现象的市场第一次成为了生活中心。经济变成了‘市场化’的经济，这种现象同时出现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中”[17](p. 25)。

相较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的来临预示着社会的基本属性开始由“简单性和确定性”向“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演变。“复杂是与简单相比较而言的，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复杂与简单的问题，有些问题会被认为是复杂的，而有些问题则会被认为是简单的，只有在相互对照中，才能够作出复杂与简单的判断。不过，复杂与复杂性却不是一回事，复杂是一个量的概念，复杂性则是一个质的概念。”[20]在某种意义上，复杂性反映的是一种认识结果，是包含着某种价值因素的判断。毫无疑问，社会复杂性的增强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认识和阐释这种要求呢？张康之认为：“近代以来，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需要从市场经济出发，市场经济是近代社会全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构成等所有方面的演进和发展，都应当归结为市场经济的驱动。”[21](p.126)也就是说，只要紧紧握住“市场经济”这条主线就能觅到所有的答案，“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中，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据。市场经济向国家提出的是经济活动自由化和经济主体平等化的要求”[9](p. 30)。

市场经济所提出的经济活动自由化和经济主体平等化要求，在统治型治理模式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农业社会，统治型国家追求的是一种等级秩序。等级秩序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不平等，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们正是通过这种排斥平等的等级秩序才获得了统治的势能。另外，在等级森严的秩序中，统治型治理模式以权力控制为导向，赋予了处在权力金字塔顶层的王朝治理者以最可能多的自由，越是身处底层的人越是感觉到自由的匮乏。因而，市场经济无疑是统治型治理模式的“夺命剂”，它要求一种能够为其提供自由和平等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诞生。这种“平等”和“自由”的理念被现代国家及其政府接受和采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准确地讲，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是通过一场以“权利”为基点的“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才最终确立的。这场启蒙运动指的是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思想解放和历史进步运动，它“所宣扬的‘法的精神’恰恰是从‘权利’那里找到了着力点，有了权利的发明，从而实现了对农业社会中的‘权力等级体系’的彻底扬弃，并筑起了工业社会法制文明的大厦。”[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