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及主要观点（7）

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面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面是变迁、冲突和强制，前者描述一个有秩序的、静止的社会，关注社会的价值整合；后者则描述异议、矛盾会引起社会的变迁，关注权力和利益的问题。社会学不仅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社会的冲突和社会的均衡同样重要，他认为，现实社会始终在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的矛盾二重性中运行。权威的再分配同时也是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角色的制度化过程。和谐中潜伏着冲突的危机，一旦时机成熟，社会成员就会重新组织起来，进入另一轮争夺权力的冲突。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而“权力和抵制的辩证法乃是历史的推动力”。达伦道夫比喻说，共识的一面是美好的，而冲突的一面是丑恶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前一面，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是失真的，我们会陷于乌托邦的幻象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他的理论也称为“辩证冲突论”。

6. 政治冲突的控制和治理

李普塞特认为，治理政治冲突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主要途径是进行体制改革，主要有四个切入口：“第一个入口是合法性：是不是所有的抗议者都作为阴谋分子而遭到排斥？是否承认请愿、批评和反对的权利？第二个入口是一体化：是不是所有或大多数运动的支持者被剥夺了参与选择代表的地位？他们是否与自己的对手一样得到了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第三个入口是代表制度：新的运动必须加入更大、历史更悠久的运动才能接触代表机关吗？它能否创建自己的代表制度？第四个入口是多数权力：一个体制内部是否具备一种反对多数统治的制衡机制？选举获胜会给予一个党或一个联盟一种能使全国的一些主要机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力量吗？”［14］167

派瑞吉认为，“基层民主是控制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手段”［5］72。因为它有三个优点，首先，民主政治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很明显的一点是，与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制相比，那些能通过定期选举实质性表达他们政治偏好和要求的人，往往不会选择政治冲突的形式。”［5］72其次，民主政治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当人们能感受到政府能关注和满足其愿望的时候，他们往往能表现出对政府的无比忠诚。”此时，冲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和消解，而政府也不必诉诸政治镇压。再次，民主政治能为人们提供更多利益表达和诉求的端口。“通过选举性的政治竞争，选举活动能成为消解潜在破坏性政治冲突的一条重要途径。尽管选举活动有时也不一定是和平的（在不稳定的民主体制下，有时会有成百的人在选举活动中被暗杀），但这些相对于没有选举的体质来说，仅仅是一个碎片而已。”［5］72此外，政治冲突的控制和防御效果如何，还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统治者的权力运用策略。“当权力是聪明的行使，人们根据法律行事，那么严重的政治冲突就很少发生。如果权力的行使缺乏一点的灵活性，社会的凝聚力下降，统治者的统治者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5］32

哈贝马斯认为治理政治冲突的根本方式是通过重构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来重建政治合法性，即通过公众的意志参与和自由论辩来重建已经被金钱和权力侵蚀的合法性社会基础———公共领域，才能使文化系统重新具备创造“意义”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作为一种交往结构，重建的公共领域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公共领域是社会问题的“传感器”。公共领域首先应该被理解为“那些必须由政治系统来解决问题”的“共振板”，它不仅要捕捉社会问题，而且还要放大问题“，也就是说不仅觉察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16］445。第二，公共领域不被建制化。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应该被理解为单纯的程式化组织，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等的规范结构”［16］446。第三，公共领域能提供交往的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6］446第四，公共领域是开放的。“政治公共领域要能够履行其察觉全社会问题并把它作为议题提出来的功能，它就必须是在潜在的相关者（poten-tiell Betroffenen）的交往情境中形成的。”［16］451第五，公共领域是批判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目的不在于取消或获取公共权力本身，也不在于控制整个政治系统，而仅仅在于运用交往理性对公共权力进行反思、审视和批判，这样“，商议性政治的塑造和监督，也就是说受专家和反专家（Gegenexperten）之间的公开的意见争论的影响，受公共舆论的监督”［16］436-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