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历史考察（6）

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党内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民主集中制不断遭受挫折。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断，并主张支持正确的个人崇拜。从1958年错误批判“反冒进”开始，经过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专断之风和个人崇拜在党内乃至全国迅速蔓延，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民主生活。诚然，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曾为改变党内不民主的作风，贯彻民主集中制而努力。1962年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18]。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19]邓小平则强调：这几年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是值得全党严重注意的。因此必须恢复、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以外，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必须健全党的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些论述是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但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民主集中制在会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不仅如此，“左”的错误日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现象。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遭受了严重挫折。如中央文革小组基本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党的监察机构被撤销等，对党员和干部的处理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二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的集体领导遭受了严重破坏。三是党员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在九大和十大通过的党章中，将以往党章中关于党员权利的内容全部删除了。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五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由于受“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未能得到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过去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背离民主集中制的沉痛教训，从新时期的实际出发，在理论上深化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在实践上恢复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工作，开创了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新局面。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5]144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提出：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5]175。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5]329从上述邓小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后，党十分注重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民主集中制重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但同时，因为过分顾忌“文化大革命”中“集中”的消极影响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提法本身存在疑义①，这一阶段主要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民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