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8）

普特南把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地区政府绩效之间的差异归因于北方社会关系中的“公民均衡”与南方的“霍布斯均衡”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均衡是“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因素的结果，或者说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30]具体来说，他把政府绩效的差异归因于公民参与以及人们之间信任水平的差异。他指出：“至少在过去10个世纪里，北方和南方对于困扰所有社会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说在南方人们主要依靠垂直性的结构来解决问题，那么北方的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已经深深嵌入于社会之中，例如在行会、互助会、合作社、工会乃至足球俱乐部和识字会中。这些横向的公民联系所支撑的经济和制度绩效水平，总体上大大高于社会和政治关系始终是垂直建构的南方。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它们都是具有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正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使得遵守规范的公民共同体能够解决它们的集体行动问题，进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他还认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它们对于形成自愿合作和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的行为，提高了互惠者之间的信任水平。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联系，从而也将增强社会信任水平。”[31]概括来说，普特南是这样理解社会资本互动的基本方式的：公民间富有活力的水平网络“促进”了规范的互动与互惠，这些规范转而“鼓励”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这种信任又转而“润滑”各种形式的社会合作，作为它的一种副产品则产生了“好的”政府。[30]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断自我强化的。当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也是如此。这一过程构成了道德或非道德变化的循环，以维持这两种社会均衡，这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倾向。[30]

普特南的这一理论得到了某些经验和数据上的验证，使研究成果更为可信，从而推进了政治文化研究。但是这只是程度上的进步，距离去除论证的含糊性和建立明确的因果机制或确切的解释机制还很遥远。或者说他没有详细阐明自己所使用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构成，因而还不能说他解决了这个概念问题。[32]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没有具体说明社会资本为什么和以什么机制或方式导致好的经济和政治表现的产生。换言之，他还是没有详细说明他自己提出的社会规范和网络是如何影响政府和经济表现的这一问题。

詹姆斯(James Johnson)认为有两种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一是阐明社会资本的概念本身具有解释力；二是可以退却，承认社会资本是一种修辞的而不是一种解释的概念。[33]由于这两种选择的每一种都要面对无法避免的概念困难，因而都不能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

普特南把社会资本打造成一个解释性概念并且阐明它的特殊解释力的努力并不成功，他只构建了一种模糊的社会资本概念，而且还突显了这种模糊性的功能主义特性。人们发现，当把在经济学中产生的资本概念扩展到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中并把它看成是社会资本时，就会逐渐地剥去这个概念的原本特点，[34]因而普特南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没有包含经济资本的中心含义。普特南详细描述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社会资本，认为它是一种无意图的社会互动的副产品，其使用价值是增值的而不是贬值的。[30]这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新的定义的问题，而是他所构思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方式继续了对他提出的政治文化如何与政治和经济制度互动的功能主义概念的依赖。像政治文化研究的前辈一样，普特南从没有明确地解决功能主义解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如果他要使社会资本概念成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概念，他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研究路径是，承认社会资本本身不是一种解释概念。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概念揭示权利、权威、信任和准则这些概念的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个概念把其中的一些过程组合在一起，抹杀了某些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而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或任务时这些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本来是不能忽视的。这个概念的价值主要在于它辨明了按照功能划分的社会结构。”[35]这个评论提示我们，普特南有时是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标识或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它具有某种解释功能，但它主要不是进行解释而是进行一种规劝性的修辞。这样确定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辨明社会结构的功能划分，阐明社会资本的成分，包括互惠的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是如何促进合作和提高政府绩效，但是这远远没有阐明这个概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