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7）

普特南在解释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英格尔哈特认为：“普特南的工作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找出了经济与文化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19]普特南的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并非像英格尔哈特所言，他并未对自己提出的“公民社会的规范和网络可以通过什么机制来对经济繁荣作出贡献”[30]这一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普特南的研究与早期政治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没有重要的差别，他关注的仍是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到英格尔哈特都关注的那类案例，是在《公民文化》中被直接引用的案例。[30]他的研究表现在：第一，由于他依据历史数据，因而他部分地避开了早期政治文化研究的狭隘方法的定位。但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使用早期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认可他们的推论，同时具体化文化概念。第二，普特南继续关注早先的政治文化研究，其目的在于辨明稳定而有效的民主制度的文化前提，尤其是“社会信任”的水平。像英格尔哈特一样，普特南还把社会信任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文化前提。第三，他也把文化范式看作是有遗传的和具有惯性特质的，并认为行动者没有自己的意图，而是按照文化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消极”行动的。文化传统只能在应对外部因素的过程中逐渐地发生变化。第四，当普特南辨识公民传统与制度表现之间的关联性时，转而求助于能够润滑社会合作并因此而推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普特南最终提供了一种功能解释路径：它论证了在某些环境中以规范的互动形式继承的社会资本的因素，或公民约定网络是如何演化并提升社会信任的水平，从而通过加强好政府的建设来减少交易成本和促进社会合作的。[30]但根本问题是，他并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阐明其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因果机制。

普特南看到了政治文化研究面临的概念困境，因而将寻求概念资源的努力转向其他学科，在“社会资本”的概念中他似乎找到了分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那种能说服人的机制。他首先阐述了意大利南方和北方之间政治文化的差异性，然后阐述了这两种不同文化对当地政府绩效的影响，最后在政治文化与政府绩效之间建立起关联性，从而断言：“在一个区域内政府的表现以某种方式非常密切地与公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特性相联系。”[30]这个“某种方式”就是在一定区域中公民影响政府的方式。这就是说，他企图阐明“一定区域中的公民具有怎样的文化及影响政府的方式”和“公民约定网络和规范是如何影响政府的”[30]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阐明了吗？

普特南对政治文化内涵和差异的研究是通过回溯12世纪以来意大利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文化，揭示出尽管在表面上它们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口统计的变化”，但实际上历史上所确立的“公民约定模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们像一个“强有力的磁场”在不同地方以间接的和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和经济发展。[30]进而，他对规范和公民约定网络是如何影响政府和经济表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一点上他主要是应用经验的研究方法，因而像其他学者一样，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概念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普特南在规范和网络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结合点上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也正是在这个结合点上降低了他的解释标准，他不再是要辨明解释的“机制”，不再是“建立精细的联系”或回答“线性的因果联系”，而是转向“我们不仅仅要根据因果关系及其效果来进行思考，还必须根据社会均衡来进行思考”。[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