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6）

内部的概念问题也没有解决。英格尔哈特说：“在社会中有助于塑造人的行为的一种基本的共有的价值系统，这是解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3]这个观点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但参与争论的学者都聚焦于与此相关的各种方法论和经验问题，而忽视了基本的概念问题。“价值”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互动的？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能够对价值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好的研究？尽管政治文化研究认为它自己是最好的研究方法，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很少有像价值这个概念那样在流行的、规范的解释中被随意摆布的”。[24]政治文化研究根据这样不稳定的概念来阐明自己的解释机制，显然缺乏说服力。

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否用价值或其他导向作为解释机制，都会由于它偏爱的方法论技术而难以做好这项工作。驱动政治文化研究的调查方法几乎没有提供它在解释中缺失的特定的因果机制。批评者不只是不同意它的调查研究方法，而且还指出它在调查出的态度和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论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即在特定情况下价值导向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之间的差异，调查结果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差异，削弱了它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解释。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研究缺乏详细解释的机制，因此它难以成为一种行动理论。赋予政治文化研究以生命力的规范方法论工具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无能为力。

艾克斯坦试图通过阐明隐含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行动理论来修补这个缺陷。他描述了行为的一种“心理刺激回应模型”，其中包括文化导向、经由社会化的内化、经验与行为之间的调适等。[16]这一模型及其程序把行动或相互作用范式化了，但是艾克斯坦使用的语言具有误导性，他所说的行动者不是有意图的代理人，而是被内化和被行动的，这一点在他的“政治变迁的文化主义理论”中阐述得非常清楚。[16]在他那里，有意图的行动者消失了，他们被融化在文化系统的功能之中。艾克斯坦认为文化至少可以在非正常的环境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佳方式是“范式保存”的变化。这样，在制度层面上，在社会变迁的“功能失调”的影响中，政治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或文化层面就是文化的弹性发展。没有有意图的代理人，“行动”只是发生在制度层面上。这样，政治文化研究不是把它的文化或文化变迁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由可信的解释机制支撑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求助于一种本身值得怀疑的功能主义，结果是它很难阐明政治文化与政治安排或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政治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没有阐明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解释架构的功能主义特性。批评者质疑政治文化研究设置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像个人之间具有高度的信任这样的公民取向是民主安排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前提条件。[25]在回应这种挑战时，政治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是模棱两可的，这实际是一个概念性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功能性的解释来直截了当地解答这个难题，而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阐明这种因果关系或相关的解释机制，斯廷奇克姆提出了一种似乎具有明晰计算逻辑的生物进化主义的功能解释，[26]对此，英格尔哈特说，当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文化范式的变化不仅仅产生了“变种”、而且产生了优越的文化范式时，这就是文化范式的“自然选择”。[19]

然而，借助于类似于生物学的进化功能主义的因果关系计算，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这里的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足以像生物科学那样支撑进化功能主义的计算？进而，政治文化研究要阐释这种进化机制是如何把文化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27]实际上，在目前社会科学所能达到的“进化”水平上“操控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路径好于其他路径”，[19]至多是为争论而不是结论制造根据。

政治文化研究在进行广泛而精心的跨国调查以及分析调查数据方面是熟练的，但依赖于这种调查技术并没有解决概念问题，它还是只有一种并不严谨地利用解释机制的政治文化概念。当我们验证政治文化研究的阐释时，这些问题就突显出来了；而且，这些概念问题大大地阻碍了政治文化研究从现存的调查数据中收集到可能在经验上取得成功的证据，无论这些数据多么精准都改变不了这一结果，因为它解决的不是概念问题。

政治文化研究没有提供因果关系的、功能的或其他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没有详细阐明它是如何激励个体行动和在聚合人们的政治或经济行为时是如何保持连续性或发生变化的；当它声称这个或那个文化范式是与变化的政治和经济范式紧密联系的时候，它并没有真正地构建起这种联系性。由此看来，政治文化研究面临着一个重要而无法回避的任务，即它必须真正清晰地说明文化与政治相联系的功能机制。它总是声称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经验数据，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它对政治和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它构建经验性进步的过程和结果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四、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及其局限性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是为了弥补政治文化概念解释政治行动的不足而被引入政治学的。科尔曼(James 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既不是固定在个人身上，也不是固定在物质生产工具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关系结构之中的。[28]他指出，既然行动者对处于他人控制之下的事件有兴趣，那么他们就会参与到交易和控制力的转化中来，这就导致了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它会导致权威关系、信任关系和双方认可的规范的权利分配关系的建立。对行动者而言，社会资本在关系网络中得以实现，它也是网络的构成因素。通过一定的关系网络，人们可以因自身的需要而激活相应的关系资源。[29]由此看来，社会资本是可以被创造、维持和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