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9）

普特南试图详细阐述因果关系，并且相信社会资本的成分鼓励集体合作，因为“它们减少了对过失的刺激、减少了不确定性，提供了未来的合作模式”。[30]但他没有使用任何社会资本的基本因素来进行阐释。与此不同的是，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已经有了以集体策略互惠为基础所产生的关于合作、关于互动中产生均衡规则、关于解释社会合作和作为策略互动后果的类似于社会资本因素的社会信任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解释。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可能找到十分明确或具有完全说服力的解释。如果普特南希望详细阐述这种因果关系的脉络，那么他就要阐明这种缺乏理性选择解释的社会资本的因素是如何进行解释的，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政府运作的。

普特南无法做到既避免功能主义的诱惑，又能超越理性选择理论对其社会资本概念的挑战，因而他实际上未能修补这个给政治文化研究带来困扰的概念困难。他的经验研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仍然具有模糊性。他关于政治文化如何运作和推动个人行动以及如何维持或改变聚合的政治或经济行为的解释虽然至少部分地可信，但缺乏机制上的说服力。由此看来，由于概念上的困难，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各种因果解释还是缺失的。

　五、结论

文化与政治有着普遍而重要的关联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是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阐明这种关联性。有人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用经验方法成功地阐明了这种关联性；但另一些人看来，它长期无法解决的概念问题使它几乎不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经验性论断。无论是从英格尔哈特所进行的大范围的量化研究，还是从普特南所进行的更为专门化的案例研究来看，政治文化研究的资料及其证据都没有解决概念问题。克服概念上的困难像增加经验支持一样，都可以使研究取得进展，但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从政治文化研究来看，如果解决了重要的概念问题，那么从一种完全由经验支持的理论转变为一种较少经验支持的理论，可能是一种进展。[5]所以，如果政治文化研究能够把构建良好的概念作为经验研究的支撑，并有相关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就会有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M].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2]Donald Green,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3]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4]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5]Larry Lauda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6]James Johnson. Why respect cul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44,2000.

[7]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Basic Book, 1973.

[8]Sherry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No.26,1984.

[9]Sherry Ortner. Patterns of History[A]. E. Ohnuki-Yierney(ed.)Culture Through Time[Z].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