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5）

政治文化研究的动力主要不是理论和数据，而是技术。尽管阿尔蒙德开列了一系列知识来源清单，包括自由政治思想、欧洲的社会理论、社会心理学、有关民族特性的心理文化研究等，但是他清楚，政治文化研究的特色或独立性是由它的方法所确立的。他把改进了的调查方法描述为“催化剂”，并把它们看成是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激励”。[18]无论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把这些方法作为主要对象来对它进行评估。然而，用方法论技术来驱动政治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令人困扰的概念问题。

政治文化研究信奉“心理的”或“主观的”文化概念，因而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信念、导向或价值的聚合与分布。早期政治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曾希望建立一种“行为的”政治科学，提出由经验科学所驱动的政治文化是开放的和可观察的，仅仅是在文化人类学家所设定的文化概念这一点上是无法观察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优势是其心理的或主观的文化概念应用方便，容易对其进行调查，可以据此来界定政治文化。然而，正是由于这个概念使文化具有不可观察性，因而使人们认为要使政治文化研究具有生命力，就必须对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进行经验性研究。[19]而且，它使政治文化研究从对固有的概念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由政治文化概念所产生的方法论或技术的困难的关注上来。

困难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在以并不严谨的调查方法为工具、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经验问题并对假设和检验开放时，政治文化研究自然就会产生令人望而却步的概念问题。政治文化研究依赖于一种含糊的功能主义的关于政治文化如何(在特定范围内导向的聚合与分布)维持或破坏政治结构或经济发展的解释。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存在着外部的和内部的概念问题，它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研究难以切实可信。

从外部的概念问题来看，尽管政治文化研究的提倡者宣称他们的主观性文化概念是主流概念之一，然而，自1960年代初以来就有大量的文献对他们的心理的或主观的文化概念提出批评，甚至在格尔茨所支持的那些解释方法中也是如此。文化人类学理论坚持文化是由主观间共享的符号所构成的，它在仪式或其他的文化实践中展开，行动者在给社会和政治世界强加概念秩序的过程中赋予其意义。按照这个观点，文化并不是通过主观直接定位价值、态度或信念来起作用的，而是行动者用文化资源建立起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互动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偏好的和特定的竞争方式决定着人们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方式和范围。

政治文化研究避开了不应避开的概念发展，然而这不是全部，艾克斯坦还指出由此会产生一系列递增的概念困难。[16]第一，从这种分析的成效来看，把在一定人口中分布的导向作为政治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作为民众的信念系统或更为普通地作为公众意见来处理，并不能摆脱概念困境。当我们了解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如何为自己的定义辩护时，就会看到在构成文化的一定人口中的导向的总体分布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也缺乏应用价值。[20]这并不是挑战英格尔哈特称之为“民众的信念系统”的跨国价值研究，而只是对把这种系统的变化作为文化变迁的证据提出质疑。

第二，政治文化研究的提倡者有意规避这个挑战，他们辩解说虽然文化是主观意图的表现，但它是相对持久和稳定的，它的构成因素具有普遍性。[14]这样，政治文化研究假定文化导向是潜在的并且每个人都拥有文化导向，“它是关于政治的基本的通常是未表述的设想和假定”。相比之下，公众意见和信念系统一般是更为特定的和容易变化的。这种解释很难令人完全信服，即使承认文化是基本的和原始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质疑通过调查回应是否可以准确地找到这种潜在的未表述的导向。[20] 

第三，即使政治文化研究能够存在于基本政治共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查技术进行有说服力的政治文化构建，仍有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由于社会学家专注于调查技术，因而导致他们更多地关注行为系统变化的结构原因，而忽略了用一种意图行动理论建立稳定的支点的任务，其结果是导致了他们是在没有微观基础的情况下去关注宏观层面。政治文化研究也有这个问题，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到英格尔哈特和普特南，政治文化研究只专注于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或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宏观层面的解释。政治文化研究声称自己解释了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们指出：“在不同的社会种族间存在的持久的文化差异……对于这些种族的态度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21]进而断言文化“潜在地提供着解释行为的某种因素”。[22]但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对这种行为与解释因素之间的联系提供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