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成因及应对思路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政府主导各项社会建设是追赶型后发现代化国家加快完成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在资源分配中的关系处理不当而引发矛盾也在所难免，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诉求多元化带来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政府既与民众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同时又是化解利益矛盾的调解员，地方政府处于这种境地的最前沿，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随之发生。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基本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人们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在推进经济繁荣、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地方政府和一些职能部门在执政过程中的不当，势必影响其形象和公信力，引发信任危机。

（一）公众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质量的不信任

所谓公共品是指政府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的，用来提高社会福利并满足公众需求的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水平与公众的期望值之间还有相当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为当地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引发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一是地方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引发公众的不信任。地方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当货真价实。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决策方面，要考虑公众的期望和诉求，不能盲目决策和上马。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方面，不能为了政绩而搞“面子工程”，为了赶进度而搞“豆腐渣工程”，给地方政府信誉带来严重影响。二是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引发的不信任。如环境保护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与民生相关的问题所引发的恶性事件，使公众对地方政府产生极大的信任危机。三是地方政府职责缺位、错位、越位等引发的不信任。权力超越边界和未到边界都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重要根源，具体表现就是一些本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责却以各种形式转嫁到公众身上，本该由这个部门履行的职责实际却由另一部门履行，本该由一个部门就可以负责到底的事情却是多个部门推诿扯皮，本该由市场调节的事情地方政府却插手其中，进而引起公众的不满。

（二）公众对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行为的不信任

地方政府公务员是沟通民众和政府的桥梁，公众很容易把他们的素质和行为与政府联系起来，或者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是政府指使的。一些公务员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地方政府的声誉，引发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一是暴力执法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是不是真正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公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近年来由强拆引发的自焚、伤人事件以及城管殴打小商贩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二是贪污腐化引起公众的强烈鄙视。少数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贪污腐败，这是公众难以接受的。“表叔”杨达才、“房叔”蔡彬等贪腐问题令公众严重不满，也严重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形象。三是言行不当引起公众舆论哗然。言谈谨慎体现着公务员的优良素质，行为得体体现着公务员的优良作风。然而，温州动车事故中铁道部发言人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答复、雅安地震中官员关于楼房抗震“震级和烈度差异说”等，引发公众不满，这些都让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三）公众对地方政府事件处置结果的不信任

针对突发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要么过早下结论导致与事实不符，要么把事件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要么避重就轻无法让群众信服。事件之后的应急处置本也无可厚非，但处置不当只能使公众对地方政府更加不信任。一是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置结果不满意。群体性事件大都与一些地方政府在执政中损害公众权益密切相关，如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公众对地方政府处置问题的结果不满意的表现，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又会进一步引发公众更深程度的不满，从而使公众对地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二是公众对地方政府处置涉事人员的结果不满意。三鹿奶粉事件涉事官员复出引发公众不满，毒胶囊事件中对涉事人员的处理不被公众信服等，这都使得政府信任更加受到社会质疑，政府形象遭到严重损害。三是公众对地方党委政府组织人事变动不当不满。如河北29岁县长事件、山东“80后”当选中国最年轻区委书记、最年轻市长再获提拔、湖北26岁县委常委事件，均遭到公众的严重质疑。但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往往是取消被提拔任用者的现有职务，而对于其他涉事人员不处罚或处理过轻，引发公众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