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史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为什么要在中国史研究中“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张光直先生直言：“中国的历史学（包括考古学）一向有孤芳自赏的传统，就是将中国历史的资料和问题的讨论限制在现代中国的地理境界范围之内。”张光直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从世界史的宏大视野来观察三代的文化与社会演变，在与其他异域文明的比较中探索中国文明的真谛，“我们能够尝试把商代社会放在比较的背景中，这对我们在世界文化的范畴内理解商文明是必要的，对于世界史学者（还有比较社会史家和进化论派的人类学家）归纳或者至少评估人类文化一般进化模式也是必要的”。用世界史解释重大历史变迁的模式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在多元文明比较的背景中，才能加深对中国自身的了解。说到底，做中国史研究要了解世界史，就是在专业研究中强调比较视野和世界眼光，实现专精与博通有机结合。

王安石曾有“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的感叹，对此胡适尤为认同，“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胡适举例说，譬如若先读过《歌谣周刊》，便觉得读《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同样的道理，你要读佛家唯识宗的书，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等，作为必要和必须的知识储备。一言之，“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所谓“多配几副好眼镜”，就是进行多学科和多专业知识的比较、联系，在专业领域之外寻求灵感和启发，才能做到目光四射。学界确实不乏由某一专业入手“一通”而“百通”的学者，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这样一些学术大家，他们先经由“百通”的博学而臻于专业领域内更高境界的“一通”，他们所走的是一条“由博返约”的治学道路。学科之间实则本不存在无法沟通的此疆彼界，一定程度上讲，学习和了解其他学科“另外的知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其在专业领域内达到的高度，这即是学术研究上的“触类旁通”。知识和专业“越界”之功效，可谓大矣！

在1982年版《中国青铜时代》的前言中，张光直说：“所谓‘本行’的观念我觉得害人不浅。深入研究任何一种事物、现象，都需要长期深入的训练，这是不错的，但现在所谓‘行’，其区分的标准常常只是历史的偶然传统，并没有现实的理由。‘中国古史’这个题目常常依照史料的性质而分为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搞古文字的还分甲骨文、金文。这样一来，中国古史搞得四分五裂，当时文化社会各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不容易看出来了。”细密的专业划分有碍研究的深入，致使研究者闭目塞听，囿于专业空间领域之内而无法做到通观博览。所以张光直先生在治学中提倡跳出具体专业的狭隘圈子，走向博通，“讲通业讲到底，我们还得把中国的材料与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作比较，因为中国的情形只是全世界人类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形之一，不了解世界的变局便不能了解中国的常局”。张光直主张，中国古史研究不属于狭窄的专业，应当由包括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古文字学家、古地理学家、理论家等各行各业的专家，携起手来一起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学科交叉的作用在此就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的学术习气，张光直在培养学生中的做法是，要学习中国考古学，很欢迎；但要求学生对中国以外的至少一个地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张光直看来，在研究中不囿于专业的局限，对其他不同类型文明的了解越多，对所专门研究文明的探讨就越深入。科际整合的重要性正在于为我们提供多维的思考路向和多元的审视眼光。世界历史演进的整体观照，不同文明的异同比较，有助于开拓新视野、启发新思路、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看法。张光直对青年学子谆谆告诫：“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故研究中国史就不能不研究世界史，将观察中国史的目光投向广阔的世界史视域中。

认识世界有多少，认识自己就有多少。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在自家学术自留地里充老大，自说自话，而是要突破学科界限，不但要知己，更要知彼。张光直所谓：“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在研究中限于专业产生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为当下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碎片化”问题就是明证之一。如今的历史学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家，名目繁多的专门史令人眼花缭乱。就具体研究而言，是不是存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与考古、专门与一般等的天壤分别呢？张光直在中国史研究中“了解学习世界史”的主张无疑对我们是一种警醒。

能否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梦，最终要靠学术研究的高度来说话。在此，张光直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治学三途”无疑是一剂良方。将问题深深地扎在中国史料的根上，将研究构筑在中国本土问题之上，做精深的专业探索；在研究中有心怀天下的国际视野，放眼世界，融会贯通，提升中国史研究的意义；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充实各种“另外的知识”，以此确立学术的高标准，以求中国史研究的登高望远。今后的中国史研究应当有此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