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生态文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

1.生态哲学：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探索 

Н.И.布哈林的平衡论成为认识生态问题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由互相联系着的各部分组成的整体或体系，周围都有自然界的其他要素即环境，二者之间存在着经常的联系，处于动态的平衡关系之中。平衡包括积极的带正号的动的平衡（体系的发展）和消极的带负号的动的平衡（体系的破坏）。平衡又可分为社会体系内部平衡和社会体系同自然界之间的外部平衡，后者具有决定性作用，内部平衡依赖于外部平衡，生产力可以看做是“这种平衡的精确反映”。[2]“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动物”，“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3]Г.В.普列汉诺夫强调自然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提出了“人为环境”的概念，认为地理环境在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对人产生的结果不同。[4] 

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在苏联哲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哲学问题》的主编И.T.弗罗洛夫主持“人及生存环境”、“科学和现代全球问题”的专题讨论。他认为，科学与人文主义是统一的，科学实为人性化的科学，在最初和最终的成果中都包含人类；人文主义则是揭示研究人类以及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发展的科学人文主义。人类的问题和发展不仅与社会密切相关，而且涉及生态、心理和遗传因素，科学问题必须重新定位，[5]把生物伦理学放在突出的地位。[6]如果科学毁灭人类健康，给人类带来灾难，造成伦理规范的冲突，则是不能容忍的。 

1983年的第三次全苏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会议，讨论了“科学技术革命时代中的人、社会和自然”问题。И.Т.弗罗洛夫提出了促进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生态化，培养全体公民的生态意识，保证人类的生存。[7]他特别强调学科间合作的必要性，从理论上综合思考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同时，他还反对唯科学主义观点，主张科学进步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只能总体上起积极作用。哲学在解决各学科领域中的局限性问题上起到方法论作用，具有整合功能。 

B.A.罗西强调生态问题的全球性，认为人、社会和自然高度相关。[8]Э.В.基鲁索夫提出了“生态意识”的概念，主张由过去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转变为将人的活动限制在自然生态容许的范围之内，[9]运用生态思维进行生态活动。П.泰雅尔·德·沙尔坚在生物圈进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智慧圈思想，[10]В.И.维尔纳茨基等认为生物圈正在向智慧圈转化，强调人的智慧（科学思想）对自然环境的巨大作用。А.Д.乌尔苏勒提出“生态活动”的概念，意指人、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生态效益的过程，包括与合理解决生态问题有关的、与社会生产及其他社会活动生态学化有关的人的所有类型和形式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