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生态文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3）

2.科学技术：解决生态问题的基础条件 

苏联不少学者对于科学技术解决生态问题持乐观态度。П.Л.卡皮察认为，人类在原料消耗问题上主要囿于现有技术水平的极限。然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几乎每种极限都能为新的技术所突破，人们使用能源的潜力伴随着技术潜能的开发而不断增长。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过去生物圈控制着人类种群的动态，能够纠正我们的错误，现在人类摆脱了生物圈的控制，如果不能正确控制自己的活动，就会与其藉以生存的生物圈机体同归于尽。М.И.布迪科构建了反映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居民与其捕猎对象种群数量相关变化的数学模型，发现人类捕猎技术的进步远远超过了动物进化的速度，导致猛犸象等大型狩猎对象的灭绝。人类应该严格遵守生物圈的客观规律，力争整个系统的最佳化，实现与自然的长期共存。 

学者们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O.K.古谢夫认为，人类利用技术文明对自然界的掌握和改造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已经无回头路可走。如果不加控制，会给人类带来数不胜数的灾难，迫使人类考虑在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人之间建立和谐的相互关系。Е.К.费多罗夫指出，人们在利用技术条件创造满足社会的必需品时，不仅需要考虑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且还必须考虑随之而来的污染加剧等生态灾难的威胁，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能完全依靠技术自然而然地解决，即使借助基因工程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创造或再现这些资源，况且建立基因储备、开展基因工程还像医学那样受到伦理限制。因此，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利用，控制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 

3.社会制度：解决生态矛盾的必要途径 

插上科技翅膀的经济发展碰到了生态环境的限制，等到生态环境作出反应时再行动就为时已晚。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力上来。M.M.卡姆施洛夫指出，生态危机解决需要依靠科学和社会的力量，在社会关系的必要范围内进行科学改革，才能消除生态危机。А.Н.费多谢耶夫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除了依靠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综合研究“人—社会—自然”这一系统，因为改善人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在所有制关系及其决定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体制等方面加以变革，研究整个社会同自然科学进行合作的途径，才能综合解决生态矛盾。 

苏联学者提出“社会生态学”的概念，让社会与自然规则化，以防失去生物圈中对生命有益的物质。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进程中，通过对环境的管理促进生物圈转化为智慧圈。建立智慧圈有两条路径：一是科学技术路径，通过构造地理学和自然保护生物学等工程技术科学，规划和改造自然环境；二是社会政治路径，研究和运用人类生态学和经济生态学等社会科学，改变和完善社会自身的社会经济和行政组织结构。О.Н.亚尼茨基最先提出“生态城市”的概念，特别注重城市的时空、社会和文化层次。 

4.伦理困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А.Н.帕夫连科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生态问题，认为危机是人类臻于完善的条件，“人类中心论”使现代人去关注生态问题。生态危机不仅指能源的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首先应是指人与世界、人与自然整个关系体系的危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代表的古代文化，实质上是人将自身变为生存的工具，人处于奴隶地位，根本不存在生态问题。资产阶级道德时期，占有、改造和统治自然开始变成时代的主题，把自然环境当做生存工具。在他看来，古罗马农奴制从生态角度看是清洁的，而新欧洲人道主义从生态角度看是污秽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生态危机，在试图回到自然人和自然环境的状态无果之后，新欧洲惟理论认为，人应当进入人为的状态去创造人为环境，设计一种状态的人去适应被人破坏了的环境。但是，设计的道德标准和设计能力是否允许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人类从自然那里获得的智能不太可能创造一种超智能和超标准用来改造自然。因此，在生态学家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解决办法依然是“使自然摆脱生态灾难”，并且生态灾难的评判标准，仍然是以人类的需要为基准，最终还是未能跳出“人类中心论”的藩篱，只不过程度的强弱稍有不同而已。 

显然，俄罗斯学者在生态领域的建树是有目共睹的，遗憾的是，总体上止步于理论探索，未能形成现实的指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