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生态文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9）

俄罗斯鉴定的具体内容有：可能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程度、范围、规模、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各种可能的补救措施进行分析和评价等。而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落脚点，在于为建设项目上马提供环境评价依据，重在平衡生态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至于生态后果的应对和补救措施，并不在关注范围之内。只是规定了写作内容上的基本要求，比如要有建设项目概况，周围环境现状，可以造成的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技术和经济论证，经济效益损益分析、实施建议和结论等。 

当然，生态鉴定制度或环境评价制度的技术前提，是建立环境保护标准和指标体系。俄罗斯正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定建立环境保护标准制度，如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经济活动时允许的环境影响标准，以及环境保护领域其他国家标准，等等。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工程项目即遇到俄方的环境保护制度，笔者有幸参加了部分俄罗斯环保国家标准的翻译工作。相比之下，中国在环保标准方面难免有失笼统、模糊，甚至存在空白，尚有不少改进的空间。 

　　（三）坚持“生态优先”原则 

1.鼓励生态理论基础研究 

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是生态科学技术和生态社会学的研究，苏联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20世纪20～40年代，苏联针对生态学和基因学领域的三次大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理论的匮乏甚至是销声匿迹，生态学界的巨大损失难以估计。因此，很有必要保证生态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俄罗斯生态法中的众多国家标准、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鉴定，以及环境保护监督等生态研究的重要成果，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创新提供参考。首先，需要致力于狭义的生态学研究，加强自然科学和环境科学的支撑。他们研究生物圈规律，技术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使技术和生物圈协调一致，探索研究自然界中新的生态平衡，研究生物救济体系的管理问题，地球卫生学和生态地质学的研究，建立全球视域下的生态学。其次，注意另辟蹊径，寻找可再生的、可以循环利用的生物能、混合能、氢能、太阳能、低温受控热核聚变动力等新能源，加强化学品破坏生态平衡和致癌预防的研究。再次，注意科技伦理的限制，开展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和生态经济学、生态文化学等环境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是在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控制之下，迫使生态理性让步。根源在于对待大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态度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正确的生态理念指导的实践代价巨大而沉重。如何找到协调生态理性和生态社会之间的平衡点，充分挖掘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潜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成为生态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2.实施生态经济战略 

生态问题使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果大打折扣。依靠出口能源、原料及其初级产品的苏联工业，不仅使经济效益低下，而且严重的工业污染危及人民健康，苏联人口发病率的15%～30%与生态环境有关。由于苏联的环保成本标准很低，西方的污染企业在苏投资可以“节省”20%的环保费用，外国企业纷纷前来投资建厂，甚至把它变成潜力很大的工业垃圾场。苏联与西德签此类协定之后，生态学者和社会学者斥之为“出卖生物圈”，发出了沦为“生态殖民地”的警告。苏联奉行的经济理性，始终把追求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的。尽管它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最终还是没能有效遏止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