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路径选择（2）

三、推进两岸社会一体化工程

两岸社会一体化工程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框架建构的重要路径，一体化工程包括：民间交往正常化、社会往来正常化及两岸共同价值的形成等。

(一)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成因及其危害性

1、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三通”后，两岸之间呈现快速与大量的人员往来、资金流动、产业竞合与经济整合，而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无疑地为下一阶段两岸民众之间大交往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但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表现在：其一，两岸之间的共同认同在减少。表现在两岸民众之间认同已经发生高度折裂现象，这一现象并非自两岸“三通”开始，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但认同的严重异化则是近几年出现的突出现象。台湾社会民众赞成两岸交流，但“越交流，越焦虑”；大陆“越让利，越疏离”。“当前，台湾岛内两岸认同的严重撕裂已经在两岸关系上拉出一条分裂的鸿沟，也在岛内部分民众的脑中播下分裂的毒苗，这就是为什么“台独”势力在岛内至今仍拥有活力的群众基础所在。”杨开煌认为两岸认同问题“是当前两岸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19)其二，“台湾主体性”意识的上升。李登辉、陈水扁20年主政期间推动的“台独”分裂路线及其“去中国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社会造就了不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认知，“台湾主体性”已经被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论述，因此，“如何增加两岸之间的认同，如何强化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的认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20)其三，两岸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大。2008年后，两岸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由于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去中国化”的政策目标是把对方“异己化”，搞的是“排他性的台湾认同”、“台湾国族主义”教育，加上两岸社会各自近百年的不同发展道路，台湾不少民众对大陆的敌对意识依然存在，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再经过若干事件与媒体的炒作，不信任感油然而生。

2、两岸社会交往存在问题的原因。其一：百年分离的历史因素是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的根源。自1895年台湾被割让以后，两岸隔绝了50年之久；台湾光复后两岸只有5年时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中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及国共内战；1949年后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了近40年，直到1987年后才出现有限度的往来，“三通”则是只有4年时间。两岸百年的分离事实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期间，台湾地区与美国、日本的关系远比与中国大陆关系来得密切，因此，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两岸正常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英九2010年元旦祝词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分享与传承共同的血缘、语文、历史与文化，但海峡两岸隔海分治迄今已经60年，期间各自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经验有很大的不同。”其二：国民党的政策论述存在巨大矛盾。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来在教育、文化政策与台湾整体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中，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即马英九接收了李登辉、陈水扁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的“不统、不独、不武”作为两岸关系政策的基调。因此，杨开煌批评国民党：由于认同上的矛盾，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表现在：“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国民党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从而在两岸关系中，国民党实际上是“用封闭的心态谈开放的政策”，“用对抗的心态谈合作”与“用敌对的心态谈和平”。(21)其三：两岸实际往来产生“你群”与“我群”之别。林浊水认为，由于“三通”，两岸密切往来，需要把彼此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就涉及法律的管辖权问题。而两岸事实上是两个法律主体，所以，交流的结果是“两岸越往来，彼此往来越密切，台湾的主体性也会越来越清楚。”(22)也有台湾学者认为由于每次去大陆都要签注，加深“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心理距离。其四：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张亚中认为：“认同往往是被政治人物所建构。认同往往也作为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判定标准。”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23)杨开煌指出：“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从过去政权的仇恨关系，已经蜕变为社会的敌对关系，双方的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充满敌意蔑视和防范，但又无可奈何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纠葛。”(24)周志杰认为两岸社会交往产生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两岸民众因政治矛盾、价值差距、历史隔阂、政客灌输所积累的对立情绪与不信任感未消”，“现实交流过程中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的群体与个人亦滋生新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两岸仍持续在传媒与教育体系中‘妖魔化’彼此的制度、价值与史观”，“政治菁英亦须投民意所好，以巩固执政基本盘而无意匡正。”(25)

3、两岸社会交往不正常的危害性。其一：不利于两岸民众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由于交往中存在这样与那样的问题，两岸民众之间的交往客观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二：不利于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认同的异化会使两岸长期对立，认同的异化，导致部分台湾民众在思想、心理和行为上出现偏差，他们把阻碍他们实现认同的祖国大陆一方视为敌人。不仅不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正常化，而且不利于台湾社会内部的和谐共处。其三：由认同催生的台湾意识在“台独”势力的操弄下，有异化为“台独”意识的危险。从而既影响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也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因此，由下而上地建立两岸民众之间的互信，累积社会互信，才能建构两岸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互信的基础。两岸方能由和平发展走向和谐发展，由利益分享走向价值分享。

(二)推动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和谐化

1、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其一：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制度化后，应该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赵春山提出：“如果签署ECFA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则进入后ECFA时期，如何在经贸互动的基础上，把两岸关系推向全面正常化的进程，可能是两岸执政当局都必须面对的课题。”(26)如果说，ECFA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甚至走向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那么，下一阶段两岸交流交往的重点首先应该是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交往的正常化与制度化。其二：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是当务之急。如果说，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是ECFA，那么两岸政治关系正常化的指标是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军事关系正常化指标是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因为上述两个指标在目前看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因此2012年开始先把两岸社会与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工作做起来则是比较可行的选择，最需要做的当务之急又是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尽管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相当广泛，每年有700万人次的双向往来。但目前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呈现不对等、无序多于有序、不够规范等特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制度化，民间社会交流需要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其三：两岸社会关系的正常化可以分步推动。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第一步是社会交往法规上的正常化，去除彼此法律上对对方民众的歧视性规定与条款，如台方对“陆生就学台湾”法律上的限制，“三限六不”等，对大陆新娘的歧视性的规定与限制等；大陆方面也应该给台湾民众“国民待遇”，目前有些是“超国民待遇”，有些还是比照外国人。第二步是民间社会交往意识的正常化，视对方为正常的交往对象，而非敌手。第三步是社会交流的制度化，通过两会协商，签署若干有助于两岸社会交流交往的协议，从制度、法理层面给予保障。

2、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其一：高度重视“陆客团队游台湾”的意义。由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由于人为对立，海峡两岸筑起了仇恨的高墙，加上民进党执政时代大陆被恶意丑化。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大陆人’还是对岸那个与自己不同的族群”。(27)随着大陆游客到台湾，给台湾民众带来的不仅是与旅游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而且是大陆民众的生活、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深刻，“开创了两岸人民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为两岸和平增添契机”，“最大的意义尚不在商机，而在‘人民对话’的契机”，“陆客来台，最重要的感受与领悟，应在历史的思考与人文的探索”。(28)可以“创造两岸社会撇开政治教条、重新相互理解的机会”，“使两岸不再误解”，“开启两岸观光及其他交流关系，进入发展认同的新阶段”(29)。台湾学者也认为陆客台湾游：“对于增进大陆民众更为深入的了解台湾与提升两岸民众的互动交流上，均有正面之意义。”(30)其二：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由于两岸民众的生活方式有别，思维方式有差异，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两岸交流不见得一定与必然产生正面作用，也有可能产生负面与消极影响。为了使正面效应极大化，负面效应极小化，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的行前准备工作至为关键。目前每年近200万人次大陆游客到台湾，既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表现，又应该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保证。其三：陆客赴台个人游有助于两岸民间社会交往深化与细化与和谐化。如果说陆客团队游还难以以心灵去感受、以眼睛细察台湾社会深层的百态，那么，“个人游代表两岸真正进入了解的时期”，“相互之间终于可以有全新的、全面的认知”，也有人称“陆客个人游可以说是‘拆墙之旅’这是两岸和平发展历史潮流下的必然产物”，“台湾不能成为与外界隔离的孤岛，更不能自绝于对岸同血同源的同胞”，两岸“应是相见一家亲。”(31)外国媒体称：“这是两岸互信的一个强劲新迹象”，台湾的目的，“希望经济效益能扩及台湾更多的民生产业，让更多的升斗小民得到实惠。”(32)台湾媒体则认为这项开放举措，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颇为深远，“激发出两岸社会价值观的‘矛盾统一’，进而重新形塑两岸关系”，甚至将改写两岸关系生态，并重组两岸关系的深层结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