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赘言,任何熟悉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学者都可以看出,列宁上述有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界的标准与两个斗争党派的划分,显然是过于简单和牵强了。在此,如果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无论列宁如何强调上述两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他恰好犯了将两者混淆或等同的“简单错误”。而这恰好也是齐泽克在《重述列宁》中集中论及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重述列宁》的一开始,齐泽克就提及了《唯批》中列宁所讲哲学的“物质性”及其所宣称的“党性原则”。那么,齐泽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与列宁相反,齐泽克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出发,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界标准与列宁所谓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区分了开来。
首先,我们先看齐泽克对列宁《唯批》中反映论的批判。齐泽克认为,列宁的物质观及其建立在物质客观性基础上的反映论,非但不是其所宣称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反而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观。齐泽克用“臭名昭著的反映论”(the infamous theory of reflection)来论及列宁的哲学观。他说:“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根本就没有黑格尔辩证法的地盘。列宁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拒绝把知识还原为现象学的或实用主义的工具论(即肯定这一点,在科学知识中,我们开始知道事物存在的方式是独立于我们的大脑(minds)的,——这就是列宁臭名昭著的‘反映论’),与之相伴的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坚持认为我们的知识在本质是不确定的(即知识总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且只有在无限趋近极点的过程中才会‘反映’外在的现实)。”[6]也就是说,与反映论相伴随的是主体的有限性而后不足,这两者其实是相对立的。
紧接着,齐泽克就直接点出了列宁反映论的唯心主义性质,他说:“列宁的‘反映论’的问题在于其潜在的唯心主义:即它极力坚持物质现实的独立存在是外在于(outside)意识的,这被认为是某种症候式的转移,它必然掩盖这一关键的事实:相对于它所反映的现实而言,意识自身是被潜在地设定为外在物(external)”[7]。那么,这一“外在物”究竟是什么呢?在此,齐泽克直接点出了要害所在,即列宁的反映论犯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他假定了物质与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第三者,即某个全知全能的反映所谓的“客观现实”的“超级智者”,这是列宁反映论的逻辑基础。列宁全然没有意识到,作为认识和反映客观性物质的“意识”本身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恰好处于意识对物质的反映过程中。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列宁在此“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主体反映’的偏见(扭曲)的发生恰好是由于主体是被包含在它所反映的过程之中……只有从外部观察这个世界的某种意识,才似会看到‘事物存在的真正情形’的整个现实”。[8]
齐泽克在此击中了列宁反映论的根本缺陷及其不足,尤其是指出了列宁反映论的“唯心主义”的特征,对此,我们不想做过多的论证,只要提一下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在论述其话语理论时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论述,即可佐证齐泽克的观点。拉克劳在论述其话语理论的特性时,部分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物质的客观性”观点,并认为那种抽象的“物质”的客观属性的观点,不但不是唯物主义的,相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拉克劳甚至以著名的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家蒯因(W. V. Quine)有关实在论的论述作为其根据。蒯因在其著名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说:
我……相信自然的对象,而不相信在荷马的神,我认为相信其他东西是科学上的错误。但是,从认识论的地位看,物理对象与神的差别仅仅是在程度上,而不是种类上。但实体种类只是作为文化假定而进入到我们的概念之中……甚至,数学物质的抽象实体——最终的分类以及分类的分类,等等——都是相同精神中的另类假定。从认识论而言,这些都是有关物理对象与神有相同地位的神化。除了程度的差异,即有利于我们与感官经验打交道之外,它们既不是越来越好,也不是越来越坏。[9]
蒯因将自然对象与神的对象放置于同等的地位上,并认为二者都是作为“文化假定而进入到我们的概念之中”。蒯因这里提到的自然与神的同等地位,涉及了所谓本体论的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也就是说,相信神蕴含着对某种本体论的接受和承认,而相信自然现象,如地震,则是对某个物理系统的接受或承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蒯因认为,二者虽然表面看来是如此的不同,但实际上,接受了哪一种本体论和接受一个物理学系统是相似的。因为某些陈述方式特别适合表述某类对象,另一些陈述则适合表述另一类对象;一个系统可能在讨论一类事情时是便利的,但在讨论另一类事情时却不如另一个系统便利。从认识论上来看,物理对象和荷马诸神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无种类上的不同。如果我们采用某种与现行语言极为不同的语言,我们就可能承认独角兽的存在,而不承认亲眼看到的高楼大厦。因此,有关对象或客体的承认与否,确实与我们所处的话语系统现相关,不同的话语系统可能暗含着不同的本体论的承诺。
就此而论,说列宁的反映论具有素朴实在论或是某种程度的“唯心主义”,虽然与我们的教科书差异甚大,令人难以接受,但却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更有甚者,即使是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也对唯物主义的那种抽象的“物质”观的简单的心想给予了批判。黑格尔在批评唯物论时说道:“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然而,抽象的物质观念却被认作一切感官事物的基础,——被认作一般的感性的东西、绝对的个体化,亦即互相外在的个体事物的基础。”[10]对于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黑格尔的研究者司退斯也指出从具体的存在形态抽象出来的某种观念,即使这种观念是从客观的物质中抽象出来,但它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原子论所谓的“原子”。司退斯(W. T. Stace)说道,原子论认为原子是终极实在,但这个终极实在又是什么呢?“它只是普遍性的堆积,大概诸如‘不可毁灭的’,‘不可分的’,‘微小的’,‘圆的’,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普遍性,或是思想,‘原子’自身就是一个概念。因此,甚至走出这一唯物主义之外也在走向唯心主义。”
无论是蒯因、黑格尔还是司退斯,包括齐泽克,他们都指向了列宁物质观基础上反映论的命脉:唯心主义的特征。换句话说,列宁口口声声地在反对唯心主义,然而,他却不自觉地陷入了某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信仰”之中。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沮丧的哲学图景。至此,我们要问的是,列宁哲学,特别是列宁的《唯批》是否完全如垃圾一般,应该被彻底抛弃呢?对此,齐泽克给予了完全否定的回答,这也正是他写作《重述列宁》的主要原因:列宁哲学思想的光辉并不是其在《唯批》中的反映论哲学思想,而是其宣称的党性原则,也即列宁的行动哲学思想。换句话说,正是列宁在反映论的误认,并将反映论与哲学的党性原则相关联,反而彰显了真实的列宁,这是齐泽克“重述列宁”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所谓的“真理来自误认”的再次印证和阐释。如上所述,列宁的反映论虽然在主客体的关系上犯了某种“唯心主义”的错误,然而,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误认,即主观地认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可以发现并掌握客观的规律,所以才会有《唯批》一书结尾处出现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并导致列宁后来在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在领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原来的列宁,从而铸造一个“生成的”和“崭新的”的列宁形象,这一形象既是建立在对过去“否定性”的基础上,也是一个新的形象的生成和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齐泽克所谓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显现。那么,如何将看似矛盾的唯心主义的列宁与行动哲学的列宁统一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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