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在齐泽克看来,从列宁的反映论到其哲学的党性原则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而这一飞跃恰好构成了齐泽克所谓的“否定的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循环。我们知道,就普遍性问题而言,齐泽克从来不承认传统哲学的那种抽象的普遍性,甚至不承认拉克劳在异质性基础上的“虚空”的普遍性,他认为普遍性是建立在对特殊性的否定的基础上而回溯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后期拉康的对象a基础上的普遍性观点,并完全迥异于此前其他一切的普遍性观点。还是回到列宁的《唯批》。在齐泽克那里,无论列宁如何强调其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中抽象出来的“物质”概念的“客观”特性,列宁的“物质”观其实是建立在传统中哲学的抽象的普遍性基础上,它难逃其“唯心主义”或朴素唯物主义的宿命。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列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式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自己限定于自己无意识地所预设的那个充当“大他者”的反映论的牢笼中;相反,列宁跳出了自己所设定这个“圆圈”,进入了真正的革命行动中。具体而言,那就是列宁后来领导布尔什维克不断地突破那个反映论的自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就是“真实的”列宁,一个“具体普遍性”的列宁。换句话说,齐泽克认为,列宁虽然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真理,但这个真理却是一个“实体”,它必须化为“主体”,也即“作为主体的实体”才是有效的。齐泽克说:“当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它是真理’时,所有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如何理解这里的‘真理’:它是某种中立的‘客观知识’,还是某个陷入其中的主体的真理?列宁的赌注(今天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时代,它比以往更加真实)是,普遍性真理与党派偏见(partisanship),也即站哪一边的姿态,不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是互为条件的:在某种具体的情况下,其普遍性的真理只能从一个完全的党派偏见的立场上被表达出来——根据定义,真理是片面的。……是的,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恰好就像使信仰进行飞跃,并承认一个完满的主体献身于其事业之中。”[11]
这一“跳跃”或“飞跃”就是齐泽克对列宁在《唯批》中的反映论到哲学党性原则的诠释。这一飞跃至少表明如下几点:(1)如果说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那么,这一真理仅仅是“实体的”(substance),而非具体的。换句话说,或从否定性的角度看,从来就不曾存在着一个标准的、普遍性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2)如列宁所言,如果说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坚信他可以掌握马克思的真理,那么,这一“坚信”与其说是唯物主义的,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特定的唯心主义”的信仰;(3)虽然如此,这一带有“偏见的信仰”非但不影响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反而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真理;(4)从列宁的反映论到具有偏见的党性原则也就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实体即主体”的涵义。而在《重述列宁》中,齐泽克就将这一观点具体化在上帝即基督、马克思主义即党、精神分析理论即精神分析师的等案例的分析中;(5)列宁的“赌注”,即从列宁的反映论到有偏见的党派原则的“飞跃”,事实上逆向地、回溯性地、辩证地颠倒了列宁在《唯批》中反映论与哲学党性原则的次序。也就是说,在《唯批》中,列宁坚信其反映论是最真实的,是反映了客观真理的思想学说,相反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上是带有党派偏见的正当原则和行动;然而,经过列宁的这一“赌注”般的“一跃”,齐泽克认为,反映论完全是一种陷于无意识假定的带有自我偏见的信仰学说,而列宁所谓的党派偏见,即“站在哪一边的姿态”反而是马克思真理观的具体体现。所以,这一“飞跃”就完成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实体即主体”的辩证转换。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齐泽克说:“只有那些完成了这一飞跃的人,而非任何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才能感知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外在性在此意味着真理就是普遍的,它并不只是某个特殊历史主体的‘观点’:需要‘外在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并不能在社会总体性中直接地感知到其自身的位置,而社会的总体性却能使工人阶级完成其‘使命’——这一洞见不得不以某种外在的成分为中介。”[12]
所以,反对主客体的直接同一性,反对列宁的反映论,既是齐泽克在《重述列宁》中的观点和立场,也是列宁所践行的行动准则。因为列宁在领导工人阶级的运动中,从来就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去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自发组成的,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是在不断地强调知识分子在引导工人阶级政党形成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作用具有齐泽克所谓的“外在性”的成分。齐泽克甚至提到,当20世纪20年代,经过俄国国内内战,大量工人阶级在战争中牺牲,布尔什维克里面工人阶级成分开始急剧下降的情形下,列宁又一次果断地从农民中吸收党员,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再次摆脱了危机,引导俄国社会继续前行。当然,更不用说1920年后期列宁审时度势实现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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