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体改革“深水突围”（2）

《决定》 中对金融改革的部署，重点有“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

从国企改革看，《决定》中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给了非公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改革的大势所趋。《决定》同时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主导”与“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的关系。

而关于土地制度，《决定》中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些提法给了市场很大的想象空间。同时，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整体改革突破口

要改革，必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界都在猜测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从《决定》看，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显然，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希冀经济体制改革来带动行政、政治等领域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导向看，新一轮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政府改革。实际上，政府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更关乎着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政府自身不改革，仍然继续维持当前“强势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的现状，其他领域再改也意义不太大。政府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重点还须处理好两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定》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得比较多，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是一大亮点。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还是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搞清楚政府的边界，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去争干市场的活，要纠正一些不当的干预微观经济的做法。正如《决定》中所强调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进行了7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一直在围绕“机构、职能、人员编制”进行。而行政审批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这直接考验政府简政放权的诚意。实际上，半年多来，本届政府多次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李克强总理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公开课”上再次强调要“简政放权”，不能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

二是处理好政府与法治的关系。《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将有助于消除某些地方“行政干预司法”的顽疾。其实，中国目前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规有数百部，但有时候某些地方政府却成了违法的“带头大哥”，如七税八税的征收、违规强行征地拆迁等。要建立法治中国，政府必须率先维护法律的权威，要讲诚信，要坚持依法行政，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维护稳定”等不能成为政府干预司法的借口，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也如《决定》中所强调的，要“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