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数千男师生验DNA该反思些什么？（3）

因为成本，英国放弃提高破案率的技术，美国直接向犯罪人索要侦查费用

2010年，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of Huddersfield）调查心理学研究中心的David Canter教授研发了一套能够将盗窃案破案率提高达10%-20%的计算机系统。不过时值经济危机，当时减少警方的开销，才是英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因此，在Canter教授信心满满的准备推广系统的时候，却被时任伦敦市长Boris Johnson拒绝了，原因就是Canter教授开发的系统和英国警方老旧的计算机设备难以兼容，而出于成本考虑，英国警方短时间内又难以更新计算机系统，只得放弃。

对一些耗时久或者经济案件，美国和中国香港政府则会要求犯罪人支付调查费用。2011年曾轰动一时的美国“杀女案”主角凯西·安东尼就被判必须为调查她两岁大女儿的死亡支付10万美元。因为虽在当年7月她已经被无罪释放，但她被裁定曾四次对执法部门撒谎。对凯西女儿之死的调查耗尽了人力财力，执法成本缺口高达50多万美元。

2009年11月，当时香港最大一起操纵股价案作出司法宣判。而根据香港的《证券与期货条例》，涉案4名被告除了面临2年到4年的监禁，由于香港证监会为此案花费逾百万港元调查费，4名被告还要各自向香港证监会支付28.84万港元调查费。

三在总预算受限的情况下，集中投入可能影响整体效益

由于人均警力低，再加之资源倾斜严重，非“大案、要案”的侦破就被挤压

目前发达国家警察与人口的平均比率是万分之三十五，而中国则只有万分之十三。在城市，警力与城市人口的比例西方国家平均是l：300，而我国一些地方只有1：1250。此外，由于公安机关机构设置臃肿，真正用于侦查破案的警力往往只占全局总警力的10％左右。再加之前面说到的资源向“大案、要案”倾斜严重，很多案件就都被以“侦破成本高”、“警力不足”等理由搪塞。

根据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公安部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犯罪明数（立案数）最多只占实际发生的1／3；其中杀人、强奸、爆炸、涉枪等严重侵犯人身、公共安全案件隐案较少，明数约占90％；盗窃非机动车、扒窃等侵犯财产犯罪案件立案数量往往只占接报案件数的10％。

还有一份对2001-2009年《中国法律年鉴》中的犯罪统计数据的分析显示，21世纪以来侵财犯罪仍居于各类犯罪之首。2000-2008年，盗窃、抢劫、诈骗案件数之和基本都在80%左右，且一直保持在高位，而伤人，命案等案件不足2成。所以，实际上，在刑事案件中更普遍，更容易影响每个人生活部分是侵财犯罪，但这部分侦破工作所需的资源就被“大案、要案”挤压掉了。

“不计成本”的侦查对改善治安的整体效益也不显著，还会挤压预防犯罪等领域的投入

与“不计成本”的投入侦破相反，欧美的最新经验表明，在警务工作预算紧缩的情况下，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预防犯罪，而不是“不计成本”的破案上效果更好。《经济学人》就分析了近十年欧美主要国家的犯罪率，并认为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由“侦破警务”向“前瞻警务”的转变。而《纽约时报》也通过对全美首先引入“犯罪预报”体系的美国加州圣克鲁斯市警察局的采访发现，通过合理的安排资源去预防犯罪，可以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更有效的打击犯罪。

“严打”就是一个“不计成本”侦破，反倒收效并不如意的典型。由于“严打”期间，刑罚和罪名不匹配，往往罚大于罪，这也使得与之配套的侦破工作也因此投入了过多的成本。在当时，全村甚至全县动员去侦查偷窃案件的案例也很常见。云南省原公安厅厅长江普生就曾在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上发文反思：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而由于“不计成本”的投入，效果再不如意，期待和结果的反差也使得很多警务人员承受了很大压力，这一因素也间接的促进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说过：“每种法律体系都需要某种为社会同意的截止点（cutoff point），司法程序到此结束。”套用这句话，实际上，对罪案的侦破所投入的成本，也需要一个社会所同意的限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