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4）

2.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合作共治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民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以韦伯科层制理论为核心的传统公共管理范式面对现代社会的治理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政府管理的理论范式已经出现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再到治理的变革。唐纳德·凯特尔在《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一文中指出，在网络化公共行政背景下，由于公共管理界域的多维性、相对性与权衡取舍标准的差异性，必须抛弃传统的界域管理理念，政府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随着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式微，公共管理理论逐渐备受理论与实践界的青睐。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管理主体的广泛性、多元化，管理主体间的密切合作才能共同完成公共管理的职能。因此，随着行政管理拓展为公共管理，管理主体由政府一元转变为多元。而伴随治理理论的兴起，罗森塔尔将公共危机的管理理念从“应对”衍进到“管理”。“应对”是一种应急管理、临时措施，而“管理”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制度化行为。由公共管理到治理的衍变，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管理的现实需要。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进一步调整，国家权力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政府进一步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社会与公民逐渐走向独立与自治。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政府的行政权力也不再是唯一权力中心，许多社会组织也成为了社会资源整合的权力中心。因此，在目前的网络治理中，政府为了实现治理的目标，就必须加强与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合作，逐步形成共同承担危机后果的权责体系。在网络危机管理中，政府向社会和公民个体让渡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必然要求社会和公民个体承担相应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责任，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民能力，发挥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危机自救能力。所以，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一种主体间互动模式的革命，以前的信息传播是一个点到多个点的传播，而互联网是多个点到多个点的传播，再也难以区分传播者和被传播者，传统传播模式被颠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都与这种信息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最近所谓的北非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叙利亚，民众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串联，将一个个很小的事件传到互联网，甚至是境外尤其是美国的各大门户网站，从而引起巨大反响，一个很小的冲突事件可能被利用来推翻一个政权。而当互联网在炒作这些事件甚至是虚假的信息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反而失去话语权，民众不了解真相，谣言满天飞。所以，信息环境的变化导致传统政府权力中心地位被动摇，这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尤其是互联网容易表现出暴力化倾向，某些偏激的网民喜欢上纲上线，把任何问题都政治化。过去仅仅是语言暴力，现在却是赤裸裸的主张行为暴力。譬如近年来出现的永州法院枪击案、江西抚州爆炸、天津市政府门前发生爆炸、成都公交大楼被炸等事件，网上一片叫好声。最近发生的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长不知道微博客不同于手机短信，从而使自己的隐私完全暴露在网民的眼皮底下，被四千多网民在互联网上长期跟踪，而且网友之间相约保密，政府、媒体一无所知，互联网所蕴含的种种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有效控制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引导网民和媒体从容应对网络危机，需要国家和社会及公民个体的合作共治。

3.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需要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实现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网络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正如肯尼思·克赖默(Kenneth L. Kraemer)所指出，在当今信息时代，公共管理对信息的使用远远超出了技术管理的范围，管理技术已发展到对信息技术的战略使用和运用现代技术来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管理信息资源成为政府提高公共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民众满意度的重要方法；也是信息时代再造政府、转变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不可或缺的。(23)所以，网络治理中需要开发建设中枢应急信息系统，收集各种相关的网络风险信息资源，提供给网络治理主体进行综合分析和风险评估，这成为网络危机管理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技术是改造和适应自然过程中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服务人类的工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指出，技术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是为了使人们发现原来被遮蔽的世界，以便为生命存在提供一种全新的便捷的方式。(2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的治理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整合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结构，缩减以至取消政府管理的一些中间层级，便于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直接沟通，可以将政府组织重塑成为一种扁平的、高效的网络状组织，使其成为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组织形态。同时，通过互联网防范技术可以防止有害信息在互联网空间的传播和蔓延。如采取实名制，推行实名登记网站、博客和上网等制度；通过信息识别、信息过滤、不良信息自动报警等技术手段对网络舆论进行监控；建造网络安全防火墙，防范“网络水军”的各种非法入侵行为，防止网络社会进入“被策划时代”。

同时，网络治理需要创新组织结构，导入快速反应机制，完善危机管理系统功能。对预警机制、分级响应机制、应急联动机制和应急决策机制等进行整合。力求覆盖相关职能部门，对可能遇到的网络政治参与风险进行分级分类，针对不同类别制定相关的应对机制。

因此，在网络危机的治理方面，需要将资源、技术和机制进行有效整合。通过互联网有时可以将突发事件、危机事件转化为政府正面形象的树立和维护。所以，有效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拙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害组织多年建立起来的可信度、公众信心和信誉(25)。一个政治“结构模型只注意体系的维持是不够的，稳定与瓦解的因素同时并存”。(26)政府通过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把网络参与造成的危机和冲突控制在一个稳定的体制框架之内，可以达到政治秩序的合法化、危机冲突的可控化。通过这样的整合，才能“维持一个否则由于其内部冲突而会分崩离析的政治结构”(27)。因此，目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导致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只有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转变治理结构，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稳定机制，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

　注释：

①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③Chris Ansell, The Networked Po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Europe, in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13, No. 3, July 2000, pp. 303～333.

④叶皓：《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

⑤王金水：《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宋庆仁、约翰·查尔斯·托里斯：《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⑦徐大同、吴春华：《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4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⑨E.A.罗斯：《社会学原理》，第151页，纽约：世纪出版社，1930年版。

⑩许耀桐：《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对政治现代化的关注》，《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1)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