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领域的垄断，每位学生和家长都有体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几代人的“国民记忆”仍然能够没有悬念地得到最大订单，标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仍然是学生书桌上的“主力军”。虽然近些年以来，各地的教材都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比如，许多地方的中学正在使用岳麓出版社的历史教材，许多地方的中学正在使用中图出版社的地理教材。但是，综合看来，人教版在教材领域，仍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垄断发行的教材，自然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在学校里工作几十年的老师工作到退休想必也不会等到人教版教材有“打折促销”的那一天，虽说促销受销售情况的影响，但是，从没有搞过促销的人教版各科教材，不也正像是我国的油价和高铁票价嘛。其次，在版权上，各地各科教材屡屡出现抄袭、文图不配等硬伤，我想这并非可用编辑负不负责来简单定论———在垄断体制内谈负责，我相信永远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此外，《收获》杂志编辑廖增湖(笔名叶开)，就曾经为语文教材列出过“三宗罪”：随意篡改名人名作；不给文章作者署名；强加了太多太多的道德因素。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瑕的东西，教材更是如此。可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便能轻易找到30余处错误，这样的教材的使用价值又该如何评判？谁又应该为教材所起到的误人子弟的副作用而担责？面对教师起诉出版社和书商的事情，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能够俯下身子，认认真真地再把教材顺一遍，既为了自己出版良心，也为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正确使用。
【启示与思考】
教材“粗制滥造”并非是个案。时下，教材出错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大大降低了教材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作出规定，“教材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要知道，这差错率，主要是指错别字和标点的差错，而不是内容的失真。但一些中小学教材中出现的错误，往往是些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
事实上，教材是不该出错的，更不应该出现常识性错误。除了要让“粗制滥造者”为教材出错埋单、付出违法成本之外，有关部门应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纠错、监督机制，再不能让几个所谓的教育专家关起门来编教材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不要迷信教材的权威性，去照本宣科；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及时发现教材中不易觉察的错误，在编写、审定、出版等环节之后，守好教材的最后一道防线，坚决不让“有病”的教材去贻误孩子。
教科书出错不能简单做“修正”便罢。真心希望法院能够抱着与彭老师一样较真儿的态度去对待。而且，相信人民法院会依据法律，作出正确的裁定。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简单的一个“依法执行”便可了结的？如今，外语在高考中比重下降，其实就是国家越来越重视下一代中国文化积累的一个表现。语文分数的增加，意味着老师和学生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语文学习上。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学语文教材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不是应该引起那些编辑语文教材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界的深刻反思？错了不能白错，相关人士和业界不能简单做一个“修正”便罢。语文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广博和深刻都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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