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府道歉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 作为社会交往的方式之一，道歉对于修复对立与冲突关系的有效性是不言而喻的。20 世纪90 年代至今短短20 年间，政府道歉在国外迅速发展，并获得了高度认可，政府道歉研究也随之迅速升温，成果丰硕，已经在指导政府道歉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国外政府道歉兴起的背景与实践、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视角与领域、国外政府道歉研究的评价三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国外政府道歉及其研究的兴起背景、发展态势、研究视角、研究领域、主要特点、现实价值及影响。

［关键词］政府道歉溯源正义转型正义跨文化道歉

道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实践与相关研究证明，其对修复对立与冲突关系是非常有效的。作为一种礼节与社会现象，道歉早已存在，但长期局限于私人领域，公民社会形成后，公共道歉现象在公共领域勃兴，令人惊奇的是，截至20 世纪90 年代以前，作为公共道歉重要形式的政府道歉都是一种稀缺品。然而，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短短的20 年间，政府道歉在国外迅速发展，并获得了高度认可，政府道歉研究也随之迅速升温。

　一、国外政府道歉兴起的背景与实践

与日益升温的政府道歉及其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理论界至今未给予政府道歉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定义。政府道歉通常在“Government Apology”、“Official Apology”、“Political Apology”等内涵意义上被广泛使用。出于论述的方便，综合国外政府道歉的相关研究，笔者将“政府道歉”界定为政府或政府代表就政府所犯的错误或过失而对受伤害对象的道歉。

1. 政府道歉方兴未艾的背景

如果在Google 上输入“Government Apology”，可以搜索到0. 32 亿条； 如果输入“Official Apology”，可以搜索到0. 291 亿条；如果输入“Political Apology”，可以搜索到0. 23 亿条( 截至2013 年4 月7 日) 。尽管用词不同，但政府道歉热是不争的事实。20 世纪90 年代至今，国外政府道歉方兴未艾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其政治转型、社会变迁息息相关，主要包括： 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推动、溯源正义或转型正义的诉求、全球化时代的现实需要、作为沟通载体的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等，这构成了国外政府道歉研究兴起的背景。

第三次民主浪潮是国外政府道歉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语境，特别是对于1974 年以来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20 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 在欧洲，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摆脱威权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在拉丁美洲，1978 年至1989 年10 多年间，拉美军人独裁政权相继倒台； 在亚洲，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被推翻，韩国民主化运动也日趋高涨，1987 年总统卢泰愚发表了“六·二九”宣言，提出了全民直选总统等政治民主化的一揽子方案； 在非洲，80 年代后期非洲大陆兴起政治民主化潮流，刚果( 金) 的独裁政权、纳米比亚与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被推翻； 90 年代，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波及东欧。“时间在民主一边。”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迫使政府对于选民采取更为负责的态度，政府犯错就应该道歉，政府道歉作为一种“低成本”而又能够迅速赢得民心的手段被普遍采用。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选民更加关注政府的回应性，政治参与热情愈加高涨。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规定，选民们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满意，可以采取行动迫使他们下台。目前美国已有15 个州可罢免州级官员，至少36 个州可罢免地方政府官员。1989 年修订的《道德改革法》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官员道德的规范，政府道歉已经成为政府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甚至是法律义务。

公众不断走强的溯源正义或转型正义诉求是迫使国外政府逐渐对历史性错误道歉的动力。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兴起于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及其成果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民权运动唤醒了南方黑人的政治意识，“近40 年来美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黑人投票率的提高及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拥有高投票率的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的诉求是民选官员不可忽视的。9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愈益显著，与白人群体相比，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的境况堪忧。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有色人种及少数族裔力图通过“溯源正义”诉求的方式改善自身处境，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是迫使西方国家政府逐渐对历史性非正义进行道歉的动力所在。对于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推动下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新兴民主政府清算过去的程度，不只牵涉对历史真相的追究与反省，也深刻影响着民主的深化与巩固。韩国政府清算“光州事件”等经验表明，公众强烈的“转型正义”诉求是最终迫使政府彻底清算与解决威权时代国家暴力与人权侵害问题的关键，而只有政府正面回应公众的转型正义诉求，才能够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积极肯定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现实需要是迫使国外政府就曾经对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施加的历史非正义进行道歉的诱因。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全球化既客观地存在着社会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 “道歉者”与“被道歉者”被全球化之网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西方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市场，需要发展中国家政治、外交的支持，因此，对曾经在发展中国家犯下的殖民罪行、战争罪行进行道歉是实现上述目的的重要手段；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国家政府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仍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另一方面，在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一些曾经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曾经施加伤害的国家道歉，并给予合理补偿； 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受害国强烈不满施害国政府“模糊道歉”的态度，警惕施害国政府抹杀历史事实等“倒行逆施”的行为，也强烈督促施害国政府要向被害国政府与人民真诚道歉，深刻反省。

作为沟通载体的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外政府道歉的迅速发展。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与民主发展水平的标尺。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政治参与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阿尔蒙德说： “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 大众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无疑大大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一方面，现代化大众媒介可以让政府的错误或过失迅即为公众了解，迫使政府必须积极正面地回应公众质询与问责，真诚道歉不失为一种换取公众原谅的低成本策略；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真诚道歉，或许可以挽回民心；如果政府不道歉，经大众媒介报道的放大，公众持续政治参与的压力不但会消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政府或许会因此而倒台。

2. 政府道歉的实践形式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曼( 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会很健康。”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原本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道歉日渐被纳入政治学范畴，政府道歉越来越成为政府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寻求和解的重要方式，越来越成为政府处理当代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对政府治理失败的重要手段。由于世界各国政府道歉肇因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各国政府道歉的形式与内容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依据时间顺序，政府道歉可以分为两大类：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与当代政治实践的政府道歉。

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弥补社会创伤并争取与受害者实现社会和解的方式。依据范围与对象的差异，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可以分为四种实践形式。

一是西方国家针对曾经的殖民史而对受害国、受害民族的政府道歉。譬如，1993年，经美国国会批准，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法案，为100 年前推翻夏威夷王国而道歉，承认夏威夷土著从未直接放弃对夏威夷的主权要求； 2008 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对意殖民统治时期给利比亚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遗憾和道歉，等等。关于向非洲进行道歉并赔偿损失，欧盟阵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为首的11个欧洲国家，他们认为应向非洲表示‘坦诚的道歉’； 另一派以英国为首，包括荷兰、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国，他们反对进行‘直接道歉’，只能表示‘遗憾’”。

二是针对发动侵略战争而对受害国、受害民族的政府道歉。譬如，1971 年，前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 1993 年，俄国总统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 2010 年，俄罗斯总理普京参加“卡廷大屠杀”70 周年纪念活动时右膝跪地道歉，等等。

三是针对国内原住民、少数族裔、有色种族、特定个人的历史性非正义的政府道歉。譬如，1993 年、1996 年、1997 年，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政府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 2008 年，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代表加拿大政府向“印第安寄宿学校”中受害的土著学生及其亲属道歉； 2008 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议会正式对土著居民道歉； 2012 年，美国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了上一年参议院同样全票通过的对1882 年《排华法案》道歉案； 2009 年9 月10 日，在3 万民众的联名请愿下，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正式代表英国政府向数学家图灵因为同性恋被定罪并导致其自杀公开道歉，等等。

四是针对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时的受害者的政府道歉。譬如，韩国对“光州事件”的平反与道歉； 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与道歉； 2012 年，乌拉圭总统穆希卡在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官方仪式，就国家所犯的罪行向阿根廷大诗人胡安·赫尔曼作出正式道歉，等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民主政治的进步，当代政治实践中的政府道歉也越来越成为政府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对政府治理失败的重要手段。依据范围与对象的差异，当代政治实践的政府道歉可以分为两种实践形式。

一是针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府道歉。譬如，2009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就不当言论造成两国外交风波向阿根廷政府道歉； 2010 年，美国政府就东盟峰会菲律宾国旗被倒挂道歉； 2009 年，英国皇家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训练时，将类似西班牙国旗颜色的浮标用做射击练习标靶，英国政府就此向西班牙道歉，等等。

二是针对国内政府治理失败的政府道歉。譬如，2008 年，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纵火焚毁，首尔市长吴世勋向民众公开道歉； 2012 年8 月，韩国7 岁女童遭性侵，总统李明博向国民道歉； 2012 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因清扫大雪进展缓慢向公众公开道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