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12）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由来已久，是一个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运用和发展始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性使然，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觉追求。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2]这指明了理论要掌握群众、群众要掌握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在1963年5月说过：“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3]这里的“群众化”与我们党那时常常提到的民族化、通俗化、普及化等，就已然昭示出大众化的本性与要求。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深化发展。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大众化就启程远航，未曾中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路走来，虽有曲折坎坷，却高歌不止，成就迭现。在这160多年推进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世界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展开，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样式。在我们中国，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有了大众化，就开始了大众化，最早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至今算来已有90多年的时间。在绵延不断、不懈推进的90多年大众化历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并结合不同历史任务，我们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被誉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杰出范例。该书于1934年至1935年在《读书生活》连载，1936年出版单行本，在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多次说自己不是败给中共的军队，而是败给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90多年间，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及其特征，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影响。我们思考和研究这一历程，既要统筹综合、总体把握，又要区别对待、分阶段审视。

其二，结合90多年发展历程，必须高度重视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充分认识其独特地位和重大价值。

看事物的整体和历史的全过程，是辩证法的全面性要求；突出事物的部分和历史的某阶段，是辩证法的重点性要求。之所以把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突出出来，原因在于：一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问题。理论大众化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大众需求的程度。人民群众对理论的需求，说到底就是渴望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能从理论上得到解答。如果只专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和条条去教育大众，大众化是难有真正的成效的。二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执政党倡导、发起、规划、推动，其动员力、号召力、影响力不可比拟，不仅声势大，而且波及面广、触及层次深。广泛的宣传普及活动、庞大的工作队伍建设、灵活多样的宣教活动，以及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重点，都为大众化的健康发展和不断深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三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群众不只是对象和受众，而且是真正处于主体地位了。从其需要出发，着眼于其利益关切，民生问题的未曾忽视和诸多社会问题的积极解决，都彰显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尊重。四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说，最接近“大众化”的本质，最体现“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的本质和要求，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运用于实践与生活。对比此前某些阶段的情况，应该能够印证这一基本判断。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历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前后和40年代前后，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和延安兴起学习热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曾有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前期如《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等，后期如《大众哲学》、《新哲学的人生观》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众化固然作用巨大，但大众化的对象却有很大的局限性，那时还主要是知识精英和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党内干部和军事将领，这与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与我们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与人民大众生活无着落并缺乏基本文化知识，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建国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人人手捧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人人都要背几段语录，形式上是普及化、普遍化了，也深入到大众中间了，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严重歪曲和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