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3）

(一)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

面对内外压力的中国社会有四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同态度和做法。

第一种，以农民起义或曰以暴力反抗的方式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但提不出新的政治制度形式：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有100多次，几乎遍及全国，其中最大的是1851年至186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省。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使得君主专制体制的四大支柱(地主制经济、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军队、意识形态)中的两大支柱开始出现松动，为君主专制体制的最后崩溃埋下了伏笔。首先，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地方权力的崛起，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开始减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王朝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建立的勇营代替了原来的八旗和绿营。勇营组织囊括了军事、人事、财政和行政等权力，改变了以往兵权、财权和人权归中央的定制，打破了以往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其次，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军队的私人化、地方化倾向，王朝对军队的控制开始松动。为了在军事效率和军事控制之间取得平衡，清王朝允许勇营组织一定限度的人格化，即地方军队对其领导人的人格依附，同时，通过控制勇营的领导人来保持对军队的控制。这就导致了勇营组织的私人化倾向。勇营组织人格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军队的地方化。军队的私人化、地方化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背道而驰，成为清王朝及其专制王权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

第二种，以改良的方式促成旧体制的点滴改进，但并不想有根本变化：洋务运动。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90年代)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史称“同光新政”。一开始的目标是“求强”，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后来是“求富”，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于是，1872年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并引进西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洋务运动历经30余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随着甲午战争，清廷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责问不得不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于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便成为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打开的国门再次被重重地关上，从此，原本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则自甲午战败以来一蹶不振至1949年。

第三种，以改良的方式促成旧体制的整体改进，实现体制自身的自我转型：戊戌变法。甲午战争失败后20多天时间里，朝廷收到2500人签名的130份奏折，反对议和，要求继续战争。康有为等1200多名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在“求富”和“自强”的同时进行体制改革即“改制”。[4]康有为明确指出：“争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5]由此，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变法”。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6]而所谓从根本处转变中国的社会，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